55岁的武汉医生王争艳被评为30名“江城好医生”中的一名。这位从医25年、头发花白的医生，平均单张处方不超过80元,至今还常开两毛钱的处方。（《武汉晚报》12月23日）

对许多人而言，两毛钱的处方像是一个遥远的传说。王争艳之所以值得尊敬，是因为在医德整体水平滑坡的当下，她恪守为医者的本分。遗憾的是，在现实生活中，王争艳很可能仅仅是一个供人观瞻和寄托医德的孤例。

; 王争艳之所以开低价处方，并不是慑于什么清规戒律的必然结果，而是个人道德律的内在规制。所以她会主动替患者着想，以尽可能低的费用医好病。也正因为道德力量的驱使，她不擅行医潜规则，自然失去了挣取更多外块的“大好时机”，至今只能默守清贫，还是在同事“逼着借钱”的情况下，才买了一套一楼新房。

如果医生的显性收入不能令他们实现基本生活的富足，一有隐性收入可能必定人人趋之。事实上，在缺乏有效违规威慑机制的前提下，医疗单位与医生形成利益同谋的现象并不鲜见：要么变相鼓励医生多开高价处方为单位大力创收，要么对医生的违德之举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确实，在人道精神面前，这些赤裸裸的利益十分令人厌恶，但是，道德至多只能给人以精神动力的支撑，却难以实现社会的普遍物质富足。

当王争艳严守医德却只能陷入清贫，意味着同行人士如果视其为典范，很可能就难脱同样清贫的命运。这也意味着，在现行条件下，如果医生要想不步王争艳的清贫后尘，就只得突破医德约束。简言之，机制致贫的扭曲逻辑，同样会助长医疗黑幕的滋生和蔓延。

我注意到，为有效解决公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国家推出了新医改方案。紧随其后的是，基本药物制度横空出世。基本药物制度着眼于“剂型适宜，价格合理，能够保障供应”的原则，意图从价格制度上“逼”着医生开低价药方。对此，卫生部药政司基本药物制度处处长谢晓指出，如何鼓励医疗机构优先合理使用基本药物是基本药物制度建设能否成功的关键一环。所谓鼓励医疗机构，显然不能寄希望于抽象的道德说教，根本手段仍应回归于利益调整轨道。

并非替医疗黑幕叫好，我只是觉得，医生本应是一个值得尊敬的职业。一个理想的医生职业环境，应有助于他们医德向善。就医疗现状来看，利益调整和医德的重新塑立必不可回避两个主要问题，即医生隐性收入的显性化，以及剥离药品中畸高的人为“附加值”。

不妨从“江城好医生”王争艳这一孤例入手，好好研究一下这名医德高尚医生的真正生存状态。此举的意义不仅可以避免医疗楷模精神上富足物质上清贫，还可以为重塑医德，理顺医疗利益关系搜集第一手物质资料。

' />

好医生王争艳，从医25年，平均单张处方不超过80元。9月25日，经过36000多市民无记名投票，她从20000多名医生中当选“武汉市人民满意的好医生”。（12月23日《武汉晚报》）

能当选人民满意的好医生是需要许多条件的，但是放在今天的环境（过度医疗、乱开滥用药物、以药发财）下，仅仅25年来一直以小钱治大病的条件就足可以当选了。

正如王争艳所认识到的那样，能治好病，是合格的医生，能花最少的钱治好病，才是好医生。让病人花最少的钱就能治好病其实是良医的世界准则之一，也是“黄金标准”之一，只是今天的现实使得这条标准被淡化了，甚至被人遗忘了，因而在王争艳身体力行这样的准则时，才让我们感到弥足珍贵，才让我们泪流满面。

王争艳的实践告诉我们，无论对于什么病，都可以采用以最少量的药和最少的钱来治愈。这既是上医的智慧，也是天使的仁心的具体体现。

?

' />

55岁的武汉市医生王争艳被评为30名“江城好医生”中的一名。这位从医25年头发花白的医生，平均单张处方不超过80元，至今还常开两毛钱的处方。（12月23日《武汉晚报》）

长期为患者开低价处方，这本该是一个医生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如今却成为当选一个城市好医生的重要因素，而且有关王争艳的新闻一经媒体披露，立即在网络上引起了公众的共鸣，如是反响，不能不引发我们的深思。

归结王争艳看似平常的低价处方引发强烈反响的原因，我想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基于当下的医疗大环境，大处方已是平常之事，在一些大城市，患个最普通的感冒，要是挂个点滴，恐怕没有一百多元的费用下不来，如是的收费标准，自然使得一部分人有病不敢看。

对于相当一部分医院以药养医带来的负面作用，新医改方案中明确要求要在今后逐渐使得医院里的以药养医变为医药分开。但方案固然让人们看到了有关部门的设计思路，但放诸于现实的医疗语境中，按照医药分家思路执行的医院，却并不是很多，对于很多医院而言，大药方仍然是一个普遍现象。

但无论如何，当一位医生只是实事求是地为患者开出最符合他们利益的药方便能成为好医生时，这是颇为耐人寻味的。当人们以各种方式对王争艳的行为予以赞扬时，实际上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当下医疗环境还远没有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程度。在医疗资源还不是十分宽裕的时候，如何利用这部分资源，让更多的患者能看上病，同时还能看得起病，这一话题值得有关部门思考。

' />

相关评论：两毛钱处方

时刻为病人着想，是个干干净净的医生——这是报道中有病人对于这位女医生的评价。如果不能“为病人着想”，想来她也做不到“平均单张处方不超过80元，至今还常开两毛钱的处方”，自然也就不至于“一家三口18年来住的房子不足50平方米，读大学的儿子，至今还睡在阁楼上。老家的人到武汉，一家三口要挤儿子的阁楼，把床让给老家人。”

“两毛钱的处方”原本是正常的，因为医生就该“花最少的钱让病人治好病”，但现实却恰恰相反——进一趟医院少则一百两百，多则数千上万，获得“两毛钱处方”的治疗，确实很少见。

而这，正是“两毛钱处方”引起舆论感动和共鸣的关键所在。不过，“两毛钱的处方”其实与医德无关。公众最反感的，当属医生收红包、吃回扣等“趋利”泛滥现象。在群体性价值趋向的反衬下，这种“替病人着想”的医生自律感太过稀有，是故“两毛钱处方”才被无形中上升到了道德标准的高度。

出于对医德沦落的焦灼，“两毛钱处方”再一次引发人们对于医德回归的深深期许。但不管我们怎样去褒扬“两毛钱处方”的高风亮节，也难以产生太大的辐射效应——只恐“两毛钱处方”载不动许多愁。单凭个体微薄的道德力量去试图扭转，恐怕无济于事。

医德缺失，制度不能缺失。再不对当下的医德异化予以整肃，“两毛钱处方”成为最后的绝响，几乎是一种必然。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