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呦呦获诺奖，争论撕裂了朋友圈。争论主要集中在，中医西医问题、获得诺奖却没评上院士、个人获奖与集体贡献的关系，等等。这些争论各有价值，有些争论甚至提供了制度改善的反思契机。但屠呦呦获诺奖的意义究竟何在，到底该怎样看待这件事，以上争论都没有给出答案。

诺贝尔奖创立于1901年，根据诺贝尔的遗嘱，诺奖是为了奖励“那些为人类做出卓越贡献的人”。诺奖最初分设物理、化学、生理或医学、文学、和平五项，1968年增设经济学奖。这一格局延续至今。

诺贝尔奖曾颁给过已经去世的人，1974年开始，诺贝尔基金会规定，诺贝尔奖原则上不能授予已去世的人。这意味着，对于那些为人类做出卓越贡献的人，诺贝尔奖是其生前而非死后的殊荣，获奖者能够在活着的时候，通过诺奖这份荣誉接受全人类的致敬。

能够为人类做出卓越贡献的领域有很多，并不限于诺奖那几项。获得诺奖，并不仅仅意味着一位作家写出了一个世界级的精彩故事，一位物理学家或化学家做出了一个世界级的重大发现。诺奖奖励的领域，总起来说，一是对自然的真理的探究，比如物理、化学、医学；一是对存在的真理的追问，比如文学。

前者面向世界，后者面向人类自身，都是人类自开天辟地以来，事关人之为人、世界之为世界的根本性、终极性的命题。某种意义上它们代表着人类精神。诺奖创设之前，有无数人不分国别、种族、文化而为之求索终生，并做出卓越贡献。有没有诺奖，人类对自然真理和存在真理的执着求索，永远都不会停止或消失。也正是因为求索和求索者的存在，人类才得以摆脱茹毛饮血，走出丛林，不断拥有更人道更便利的生活，具有更多元的文化、更丰富的心灵世界。

屠呦呦获奖，我们要向这位科学工作者和她的团队的多年如一日的执着探索致敬。探索自然的真理，并不总能成功。发现青蒿素经历了无数次失败。哪怕最终仍是失败，超越个人名利得失的科学探索本身依然值得尊敬，这正是科学精神。在求索真理的层面，科学研究与有无学历、博导、院士没有关系；在社会层面，为人类做出卓越贡献的人，应获得礼遇。

科学是全人类的事业，最终增进全人类的福利。屠呦呦研究青蒿素，最初是特殊年代针对特定目的的国家任务。当她和她的团队全身投入其中，最终取得成功，他们的研究成果就超越国界、人群而惠及世界，拯救许多人的生命，成为人类的进步标志。每一种科学研究、人性探索，有它的国家性和地理性，但一旦取得突破，成果就是人类的、世界的。

屠呦呦获奖，表明了中国和中国人对全人类的贡献。古往今来，中国和中国人在持续地努力贡献于全人类的事业。一个国家做出各种体系和制度的改善，并不仅是为了瞄准诺贝尔奖，也不仅是寻求在各种荣誉锦标上刻上本国或本国人的名字，而是为了更好地激发国民的活力、创造力，让优秀者脱颖而出，让普通人尊严生活，从而最终贡献于全人类的文明和进步。在这个意义上，青蒿素的发现，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其意义和价值已经远远超越了时下的各种争论。

中国药学家屠呦呦、爱尔兰科学家威廉·坎贝尔和日本科学家大村智因发现治疗寄生虫病的新疗法而共享2015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在新闻发布会上，一名印度记者提问，屠呦呦的获奖是否意味着西方医药界对传统替代药物的看法发生改变？对此，诺贝尔奖评委会委员汉斯·弗斯伯格教授（Hans Forssberg）作了两次否定，在最后的回答中说：“这不是对传统中医药的颁奖，我们颁的奖是给从中医药当中获得启发、做出贡献的个人，她能够从中做出新药，让我们在全世界销售。”

对屠呦呦的奖励是表彰一种寻找药物的过程，也是对屠呦呦等中国科学家过去在研发青蒿素过程中获得成就的一种高度肯定。所以，这是一种过去时，既是对过去的肯定，也是表彰研究人员艰苦而执着的追求和为科学而献身的态度。

除了过去时态，还应当清楚地看到有另一种时态，即将来时。这一点世界卫生组织（WHO）和诺贝尔奖委员会看得更清楚。奖励过去是为了更好的未来，也是期许一个更为光明的未来。因为，即便是对疟疾有特效的青蒿素，现在也面临着失效的危险，很多地区的疟原虫已经对青蒿素产生了耐药性。尽管青蒿素在很多地方，尤其是非洲，还是治疗疟疾特别是治疗儿童疟疾的特效药，如果没有青蒿素，很多非洲孩子活不过童年，以致非洲很多孩子的起名都与青蒿素有关，但是，青蒿素的耐药病例已经出现了。

以屠呦呦为代表的中国科学家研发的青蒿素的问世解决了疟疾的耐药性，而且由于致病菌在与人类和药物抗争的过程中道高一尺魔高一丈，WHO一再提醒各国公共卫生部门谨慎用药，并且推广疟疾治疗的联合用药（以青蒿素为基础的综合疗法，ACTs），但是，疟疾的耐药性还是不可避免地再次出现。

这个事实让人们无奈和惋惜，因为，青蒿素是过去几十年来对抗疟疾最有效的药物，也是中药当中经过了现代实验科学，包括药理学、病理学、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和基因学检验并得到国际认可和推崇的一种药物。在21世纪初，WHO宁愿相信疟疾对ACTs耐药的原因是伴侣药的问题，而非青蒿素的问题。但现在，事实证明，疟原虫的耐药既是青蒿素的问题，包括用药和药物本身的问题，也是疟原虫适应环境和对药物抗争的问题。大量研究表明，疟原虫的基因在应对青蒿素时出现了变化，从而变得对青蒿素更为耐受。

对于疟原虫的耐药和疟疾的危害，人类需要用更高的智慧来应对和解决，尤其是当屠呦呦代表中国研究人员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后，中国人就有更大的责任来解决这一难题。除了在临床中需要联合用药以减少疟原虫的耐药性外，首先要解决的是，是在青蒿素的基础上研发复方药物或从中药的宝库中再发掘一些有效对抗疟疾的药物，以避免或减少疟原虫的耐药性。如此，则有可能是中国人对世界的进一步贡献。

另一方面，这也有研究人员提出了一个方向，利用基因剪刀，如最新的CRISPR/Cas基因修饰系统（这一发现也被预测可能在未来获得诺贝尔奖）来剪掉疟原虫的耐药基因，从而去除疟原虫的耐药性，让青蒿素和其他抗疟疾药物发挥作用。

屠呦呦获得今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确实让中国人高兴，但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2015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屠呦呦的旧居，位于宁波市开明街26号。老宅是民国初期的建筑，屋主是曾任香港甬港联谊会会长的经济学家姚庆三，他是屠呦呦的亲舅舅。姚宅，如今正作为高档商品房销售。而屠呦呦旧居，也就是姚宅，目前有2200多平方，总价约1.5亿。据《宁波日报》报道，海曙区区长吴胜武为宁波能走出优秀的科学家感到十分自豪，他表示，将进一步保护她的旧居。（10月7日《澎湃新闻网》）

这处民国建筑曾经很冷清，冷清到无人问津，以至于转手到了开发商的手里。可是，当屠呦呦突然成为诺贝尔大奖得主之后，这里就不再冷清。也就是短短几天的时间，这里成了旅游胜地。一些原本没有打算到宁波海淀区旅游的人，背起了行囊。一些在其他城市旅游的人，突然改变了路线。世界再大，也要到屠呦呦的故居去看看。

虽然这处民国建筑群真正来说，只能算得上是屠呦呦亲舅舅的故居，但是因为这里曾经有着屠呦呦的过去，也就成了“屠呦呦的故居”了。谁不想去看看，去听听，去玩玩？就这几天的情况来看，我们已经偏离了屠呦呦获奖的原本味道。这已经出现了商业化、娱乐化、质疑化、口水话的味道。

这不就有很多媒体开始追问屠呦呦：奖金准备干啥？一如当初追着莫言问奖金准备干啥一样。屠呦呦的回答和莫言的回答有着相似之处。屠呦呦说，还不够在北京买半个客厅。当初莫言也说，这笔钱买不起房。于是，有人又开始解读：一个专家为何用奖励买不起房，一如当初解读一个作家为何用奖励买不起房是一样的。有人给出了答案，奖金太少，说明不够重视人才。可是，如果给予的奖金能买起很多房又会如何？肯定会有人说：岂能把人才捧上天？

最为让笔者担心的是：莫言的经历再次重演。当初，莫言获奖之后，比他还兴奋的是地方政府，火急火燎的开展“红高粱旅游”、“莫言故居游”。结果是人潮如海啸一般席卷而来，所到之处伤痕累累，连莫言住过的土坯房也成了“纪念品”，一些游客带着孩子开始“抠墙皮”带回家，说是要沾沾名人的运气。

那么，这次会不会也有人要到屠呦呦的亲舅舅家去“抠墙皮”呢？这还真有可能。从游客纷纷到来，从当地表示要保护故居来看，这里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而且这处民国建筑群的价格也是陆续走高，一平方米的价格据说上升到了6万元以上。名人一出现，就是无休止的邀请讲课、官员会见、旅游热潮、舆论追问。其实，他们需要的更是做学问的时间。对于屠呦呦而言，我想她最需要的就是能有个时间去“想静静”了。

就怕，屠呦呦的舅舅家也会迎来一批“抠墙皮”的游客，就怕地方政府也会敞开怀抱欢迎“抠墙皮”。

原标题：屠呦呦获诺奖激励国人科学追求

中国人一直有很强烈的诺奖情结。1957年，我十几岁的时候，在报纸上看到李政道、杨振宁获得诺贝尔奖的报道。我印象里，我国几代领导人都接见过他们二位，足见对诺奖获奖者、对诺贝尔科学奖的重视。“文革”结束后，我考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他们两位也都来作过报告。应该说，从人才培养到包括正负电子对撞机等在内的一些具体科学项目，都有他们的身影，他们对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李政道、杨振宁之后，又有几位华裔科学家获得诺奖，但一直没有本土培养、在本土研究的科学家获得诺奖。现在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实现了本土科学家在本土研究获得诺奖的零的突破，圆了国人多年的诺奖情结。

青蒿素的发现是20世纪70年代取得的重要科研成果。在那个年代，很多科技项目都是由国家层面组织的大协作团队担当，青蒿素的发现就是团队协作的成果。但屠呦呦作为这一项目的代表，获得诺贝尔奖是当之无愧的。

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给我们的另一个启示是，青蒿素的发现受到传统中药的启发。对于中医药这个宝贵的财富，我们要继承发扬。

我们应该由此进一步思考我们的科技评价制度、人才遴选制度和奖励制度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其中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科技体制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应该进一步改进和完善。

（作者王渝生系中国科技馆原馆长）

瑞典卡罗琳医学院10月5日在斯德哥尔摩宣布，将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中国女药学家屠呦呦，以及另外两名科学家——爱尔兰医学研究者威廉?坎贝尔和日本的大村智，表彰他们在寄生虫疾病治疗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

屠呦呦获诺奖，实至名归。四年前，她即获得被誉为诺贝尔奖“风向标”的拉斯克医学奖，获奖理由是“因为发现青蒿素——一种治疗疟疾的药物，挽救了全球数百万人生命。”当时，舆论冠之“离诺奖最近的中国女人”。四年匆匆而过，诺奖终究没有辜负这位勤恳而卓越的科学家。

屠呦呦获奖，是中国科学家因为在中国本土进行的科学研究而首次获诺贝尔科学奖，是中国医学界迄今为止获得的最高奖项，也是中医药成果获得的最高奖项。消息传来，全球华人无不振奋。振奋，是因为这是一次历史性跨越；振奋，还是因为每个中国人都与有荣焉；振奋，更是因为它让中国科技界看到了更大的希望。

毋庸讳言，在多数中国人内心深处，有一个挥之不去的诺奖情结。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让人欢欣鼓舞的同时，也稍有遗憾，中国大陆何时才能获得诺贝尔科学奖？两年前，中国科学院院士黄维大胆预言：10年后的中国，中国获得诺贝尔奖将成为常态，而非个案！其理由是，我国的基础研究已经与世界接近全面接轨。诚所谓厚积薄发，中国科学奖有理由也有能力拿更多的诺奖。

一方面，中央早就意识到“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中国越来越重视科技创新，体现在科技投入不断加大，科学家的地位不断提高，还体现在制度安排不断完善。今天,“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依然在我们的耳畔回响,“科学的春天”依然在祖国的天空上播洒阳光,科教兴国战略依然给我国科技事业发展提供着强大驱动。

另一方面，中华民族是富有创新精神的民族，中国科学家从不缺少才华。且不说先人们发明的造纸术、火药、印刷术、指南针，以及在天文、算学、医学、农学等多个领域创造的成就，单就这几十年来的科研硕果，就让人信心百倍，比如“两弹一星”、多复变函数论、陆相成油理论、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等成就，高温超导、中微子物理、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纳米科技、干细胞研究、人类基因组测序等基础科学突破……

于此而言，屠呦呦获奖只是中国科学家获得诺奖的一个开始，随着科学家不断钻研，随着科研体制不断革新，随着创新土壤不断优良，会有更多的科学家摘得诺奖桂冠。

屠呦呦获奖，其意义不只是局限于科研领域。在民族复兴的伟大征途中，在推进“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中，屠呦呦获奖提振了中国人的信心与勇气，她的科研经历，她的求索精神，以及她的人格魅力，都让民众感佩，并从中受益。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去年的两院院士大会上强调：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提供强大科技支撑,是时代赋予我国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历史使命。在屠呦呦获奖的今天，重温这句话，更让人觉得振奋。无论科技工作者还是其他领域的人士，只要将个体命运与国家命运结合一起，传承“两弹一星”精神，锐意进取、锐意创新，就能创造出无愧于时代的业绩，实现人生梦想，也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

因为屠呦呦的获奖，“中医”再度成为一个热词。有记者问诺奖评委员会成员汉斯：“能不能说这是你们第一次颁奖给中医？”也有人撰文探讨：屠呦呦获奖，是不是传统中医药的胜利？按照中西医之别，我们甚至可以问“青蒿”：你是中药，还是植物？用植物学眼光看，就没中医什么事了。

这些问题背后，是多年来的中西医之争，其中有理论之争，也有门户之见。屠呦呦在国外评价很高，获奖多多，但据知情者透露，屠呦呦在国内，在本单位很受冷落。有人指出，对屠呦呦的获奖，中医科学院的态度也颇为矛盾，屠的成果一方面能为中医科学院争脸，为中医争光，但屠呦呦的研究理论和方法超出了传统中医范围，不是“中医特色”，对传统中医理论和“特色”又是一种“威胁”。

在一个开放的环境里，学科要发展，“学科思想”、“学科特色”不应是封闭不变的，应该是动态的，不断丰富发展的。医学这样的应用性“学科”是为社会服务的，对社会来说，不管西医中医，能治病才是良医；不管中药西药，有疗效才是好药；学科的最大的合法性、生命力，是由其社会价值决定的。有价值的学科理论、学科特色，不用担心它会消失。

屠呦呦获美国拉斯克奖时，斯坦福大学教授、拉斯克奖评审委员会成员露西·夏皮罗说：“人类药学史上，像青蒿素这种缓解了数亿人的疼痛和压力、挽救了上百个国家数百万患者生命的科学发现，并不常有。”看来夏皮罗教授的价值观也是患者至上，生命和健康至上，而不是学科特色至上。不囿于门户之见，从自己的兴趣出发，寻找自己的研究之路，这方面，最好、最生动的范例，还是屠呦呦本人。她读的是北大医学院药学系，是“西医”；但是她又对中国传统医学很感兴趣，她选择读生药学，就是为了能从传统医药中吸收养分。她想到用乙醚提取青蒿素，就是从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获得启示。但是，提取青蒿素直至该新药的研制成功，又是“西药”的制造方法。青蒿素是“中西合璧”的成果。

因为文化传统的隔阂，西方一直不了解中国的传统医学，甚至不无偏见，中医走向世界阻力重重，收效甚微。今天，却因为一个学“西医”出身的屠呦呦的努力，让世界了解“中医”的价值，这给人什么启示呢？科学不应有门户之见。划地为牢，自我设限，只会削弱“学科”的科学性——屠呦呦获奖，最大的意义，或者说启示，是否在这里？

【中医和西医不是对手，需要的是联手，共同为呵护人类健康做出独特的贡献】

“青蒿素是传统中医药送给世界人民的礼物。”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屠呦呦获得今年的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成为这个国庆长假中令人振奋的喜讯。但喜悦之余，也出现了各种不同声音，争论最多的是诺奖该不该给中医记功。

获得诺奖，“中医与西医谁该加冕”的背后，折射出由来已久的中西医之争。近百年来，西医东渐，占据国内医学的主流地位，与之相对应的是中医边缘化。诺奖论功行赏，反对中医的人自然不愿给获奖成果贴上中医的标签，而力挺中医的人则认为当之无愧。

中西医的撕裂发展到这种程度，不能不说是一种讽刺。其实，不妨听下国际上的评价：青蒿素，这种中草药和西医技术和标准结合获得的抗疟疾药物取得了了不起的成果，拯救全球数百万人，得到了全球的认可。青蒿素的发现，源于中医。东晋葛洪的《肘后备急方》记载，“又方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这17个字给了屠呦呦灵感，最终用低沸点的乙醚制取青蒿提取物。但最终的成果不属于中医性质，而是完全意义上的西药。

也就是说，青蒿素成果是中西医携手合作的产物，单是西医或者是中医，极难取得如此世界级的成果。争论诺奖是谁的功劳，只是无谓的舌战。屠呦呦获奖，不只是中国大陆科学家诺奖零的突破，更是对中国世界级贡献的认可。作为中国人，自当开心地庆祝，又何必纠结于此呢？

屠呦呦的获奖提醒我们，中医和西医不是对手，需要的是联手，共同为呵护人类健康做出中国人独特的贡献，为医改这个世界级难题提供中国式解决办法。当然，中国式解决办法离不开中医药。正如屠呦呦所言，“中医是宝库，但拿来就用还不够。”中医药是世界医学中无与伦比的宝藏，目前只看到了冰山一角。打开这个神秘的匣子，发展中医药，必须充分借鉴和利用现代科学、现代医学的成果。如果死守着老祖宗的宝贝，固步自封，中药只能是“一筐草”，无法变成“一块宝”。中医药界需要打开封闭的围墙，敞开胸怀接纳日新月异的现代科技，让古老的中医药再立新功。

青蒿和青蒿素尽管只有一字之差，却代表着迥然不同的医学理念。青蒿是中药，代表着中医研究的思路；青蒿素是西药，提示着研究中医的方法。研究中医挖掘中医的宝藏，什么样的招都可以用，目的是寻找打开宝库的钥匙。

有人担心，屠呦呦的获奖容易使中医发展迷失方向。甚至还有人极言之，诺奖不是强心剂，反而可能是中医的一次致命打击。这些话尽管有些危言耸听，却也并非毫无道理。中医西医不同，中药西药有别，二者的发展规律不同。如果把屠呦呦提取青蒿素的模式，误认为是中医药发展的不二法门，而弃中医药有效合理的众多其他方法和思维方式于不顾，如此发展决非中医之福，也是屠呦呦等科学家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今天，在西医强势地位的影响下，中医一直处于被审视的地位，西医成为科学化的唯一标准。事实上，无论是西医还是中医，对于医学规律的认识都远未到完善的程度，大家像在二维空间中看三维物体一样理解彼此，自然难以得出完整和正确的结论。在这种情况下，片面以西医标准去校正中医这只脚，往往容易削足适履。正因如此，从2011年获得拉斯克奖到今年获得诺贝尔奖，屠呦呦一直希望中医药发展有新的激励机制。中医发展不需“西化”的鸡血刺激，而是更需要中西开放包容的携手突破。

屠呦呦用一株小草改变了世界，让中国之蒿走向了世界。传承不泥古，创新不离宗，历久弥新的中医才能永葆生机。

幸福总是来得这么突然。没有预告，没有通知，北京时间5日晚间，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研究员屠呦呦在家中通过电视得知自己摘取诺奖的消息。6日上午，一直不愿接受采访的屠呦呦终于把记者请进家门，但一再强调“也没什么好讲的”。对于获奖，屠呦呦表示，青蒿素是传统中医药送给世界人民的礼物。

这两天的版面，几乎都被屠呦呦占领了。特别是6日，也就是公布屠呦呦获奖次日，几乎所有的主流媒体，都把头版头条留给了屠呦呦。这不仅体现了人们对于一个科学家的礼敬，还传递了一种期许，那就是让科学家更有尊严，让科学更加造福人类。

再多的版面留给屠呦呦都不为过。在这几天，似乎也没有几个人不知道屠呦呦和她的青蒿素。只是我们依然担心，对屠呦呦的关注能持续多久。会有一个月吗？会有三个月吗？这不是杞人忧天，而是有着活生生的现实镜鉴在前。

这两年诺贝尔奖还是很给中国人面子的，又或者是我们的积累到了，已经水到渠成。在此之前，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也曾像屠呦呦一样，持续占领了几天舆论场的头条。在最热闹的时候，即有声音提醒：对莫言的集中关注并不代表是持续关注，莫言的胜利也不代表是文学的胜利。现在看来，一语成谶，很想问一声，短暂轰动后，有多少人认真读了莫言的作品？甚至又有多少人真正喜欢上了文学？我们分明看到，今天的文学依然“秋风秋雨愁煞人”。

繁华过后是落寞。对于舆论的集中关注，莫言不会在乎，屠呦呦也不会在乎。如果他们过分在乎身外之物，就不会站得那么高、走得那么远。但我们在乎，因为对屠呦呦关注的持久度，反映和影响着科学的未来。“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屠呦呦的获奖，并不能证明破解了“钱学森之问”吧？在对屠呦呦关注中，就隐藏了破解答案。

很多人纠缠于屠呦呦的“三无”—— 无博士学历，无院士头衔，无留洋经历。有人讲，这不是问题，“没有必要因此给一位科学家本人贴上或许她并不情愿的标签”。其实大众关心的不是一个屠呦呦，而是以屠呦呦为代表的所有科研人员，能否赢得社会的足够尊重，有没有一个自由公平的学术环境，有没有灵活多元的评价机制和激励机制？一句“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曾经刺痛了无数心灵，我们真的已经过了那个阶段了吗？看看科学家所处的社会环境，想想科学家所在的学术环境，念兹在兹，无法欣慰。

提起艰苦岁月和付出的牺牲，屠呦呦一直没有抱怨，反倒是充满怀恋。一个科学家的伟大人格，就这么悄然绽放。从事科学是十分辛苦的，要有信仰有毅力，但也永远不要忽视环境的影响。身在一个好的社会环境和学术环境之中，科学家们浑身充满力量；相反，一个不好的社会环境和学术环境，难免对科学家们产生影响。而且，科学研究充满着魅力也充满着偶然，有的科学家终其一生，只是证明了“此路不通”，而有些科学家则是幸运地站到了苹果树下。这就更需要一个多元化的支持和评价机制，让每一个科学家在温暖中前行。

很想问一声，对屠呦呦的关注还能持续多久？今天我们向屠呦呦先生祝贺，向屠呦呦先生致敬，更应该构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学术环境，让千千万万个屠呦呦在成长。如果做到了这一点，也就能告慰钱学森先生。至于收获更多诺贝尔奖，根本就不是问题。

【屠呦呦已被消费，她被迫重复莫言当初获得诺奖后的一系列遭遇。应将思考的重心放在如何培育更好的学术研究环境和科研机制，以激励更多我国科学家获得诺奖。】

获得诺奖后，屠呦呦近日接受采访时称，是否得奖已经“无所谓”，也不在意是不是“三无教授”。老人还说：“我是搞医药卫生的，就为了人类健康服务，最后药做出来了，就是一个挺欣慰的事。”

字里行间，淡定从容。波澜不惊之中，浸润着质朴情怀。对于这位饱经沧桑的老人来说，获不获诺奖，确实称不上大事，自己所研制的“神药”能够抚平苍生苦痛，才最紧要。

连日来，屠呦呦老人已成为最耀眼的明星，她配得上所有的荣耀与致敬。但是，在捕捉热点乃至挖掘花絮的同时，是不是更该回到事件原点？比如，老人身上奋力拼搏、勇攀高峰的科学精神，淡泊名利、求真务实的科学风范，以及崇高的为民情怀和不辍的科学坚守……

不得不说，屠呦呦已被消费，她被迫重复莫言当初获得诺奖后的一系列遭遇。比如，无休止的采访，比如奖金能买多大房子，再比如故居如何开发……

中国人有诺奖情结，屠呦呦是最热的新闻人物，不追逐和追踪屠呦呦身上的故事，显然是舆论的失职，但如果把握不当就成了过度消费。

对于这位注定彪炳史册的科学家，我们除了抱以由衷的敬意之外，也许还应该把握一些底线。

其一，能不能少打扰一些屠呦呦？屠呦呦获奖后，她告诫在老家宁波的亲戚“不要宣传”，这种清醒令人肃然起敬。屠呦呦已是85岁高龄，她希望不要宣传，我们是不是应尊重她的建议，起码不那么狂轰滥炸？

其二，不要造神。据报道，屠呦呦高一高二时的学习成绩并不突出，成绩单上有90多分的，也有60多分的。高三时急起直追，顺利考入北大。这说明屠呦呦并非人们想象中的天才。因此，更该还原真实的屠呦呦，不要把她塑造成天纵英才式的人物。

其三，不要把她打造成道德完人。屠呦呦在青蒿素的发现上确实居功至伟，但一路走来也颇受争议，比如有人说将集体功劳归于一人，“不公平也不合理，与历史不符”。还有人认为屠呦呦或有性格弱点。这都很正常，屠呦呦有没有冒功的道德瑕疵，如今已不重要，获奖后她接受采访时已坦承“青蒿素研究获奖是当年研究团队集体攻关的成绩，是中国科学家集体的荣誉”。这就够了。

截至7日，日本科学家连续两天获得诺贝尔奖，使日本的诺奖得主数量增至24人。据悉，2001年后日本在自然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得主数量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与近邻相比，我们获得的诺贝尔科学奖并不算多，仅仅是实现零的突破。正因为如此，请别过度消费屠呦呦，而应将思考的重心放在如何培育良好的学术研究环境和科研机制，以激励更多我国科学家获得诺奖。

本报特约评论员王石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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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呦呦以研究青蒿素抗疟摘得2015年度诺奖，国内一时群情振奋，也出现一些借题发挥的议论。有人认为，屠呦呦获诺奖证明了中医药的科学价值。还有人说，屠呦呦作为所谓“三无人员”嘲笑了博士学位、“海归”，嘲笑了中国科学院及其院士。似乎屠呦呦就是传统、“三无”的一个符号，而诺奖肯定了其作为符号代表的价值。

屠呦呦发现青蒿素，据她讲灵感来源于晋葛洪的一本医书，但“中医药”在屠呦呦的研究中所起的作用，本质不过是提示了研究对象而已。青蒿素研究采用的是现代科学方法，如果说它证明了什么，那就是证明了现代科学的重要性。

至于屠呦呦没有博士学位、没有海外留学背景等，更不是对博士学位、海外留学的否定。科学研究需要专业资格，这正如医生需要10多年的训练一样。博士学位是一种专业资格证明，留学意味着较好的专业训练。不排除“三无人员”可以在科研上取得成功，但科研讲究专业资格是国际惯例。

中国本土科学家终于得诺奖了，有人认为它带有一定偶然性，但不管怎么说，它证明中国科学家也能行。不过诺奖是一个国际舞台，科研更是一个国际化平台，这就决定了国际比较不可避免。在科学研究上，中国是后来者，但至今尚未居上。仅就诺奖而言，美国一直是得奖大户，近些年日本获奖人数出现“井喷”。我们刚刚出了一个获奖者，就把它当成是对我们科研旧“套路”的肯定，这种看法似乎过于武断了。

我们在乎诺奖，其实是希望中国的科研能够站在世界前列，也愿意进行国际间比较并汲取先进经验。我们与其用屠呦呦这样一个案例来证明什么，还不如听听诺奖获得者们是怎么说的。科研需要相应的物质技术条件，也需要开放自由的社会环境，科研要遵循科研自身规律，而不能受其他因素的干扰。

屠呦呦获奖了，但我们也得承认，我们国内还存在很多妨碍科技进步的体制机制问题，需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予以解决。发现青蒿素实际上依靠举国体制，这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科研组织形式，不可持续。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一系列目标任务，比如强调市场对科技创新的导向作用，提出构建公开透明的国家科研资源管理和项目评价机制。如果诺奖证明我们的体制机制已经万事大吉，改革岂非多此一举？

中国科研要想进入世界前列，向世界开放是大方向。过去30多年来，我们不仅通过开放推动了经济发展，而且以开放促进了科技进步。我国每年有大量有志青年到西方留学。西方的科学研究走在全世界的前头，我们不向他们学习，自己就进步不了。美国科技发达，奥秘就在于它汇聚了世界各国的优秀人才。我们不仅要吸引“海归”，而且要像引进世界500强企业一样，集世界英才而用之。

　　新京报漫画/许英剑

【“科学”也未必是“正确”的代名词。科学体系的特征是兼容并蓄并不断接受批判、质疑乃至被证伪。传统中医药其自身的价值并不需要用诺贝尔奖来为其“贴金”。】

屠呦呦教授获得今年度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项。诺委会因为她带领的小组率先发现并提炼出具有高效的抗疟新药青蒿素，每年因此拯救至少10万名罹患疟疾的非洲儿童生命而授予她此奖项。屠呦呦教授作为国家中医科学院首席科学家的身份，而且提取青蒿素受到中药验方的“启发”，也因此被视为中医药的胜利。

实际上，正如诺委会官员在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明确表态：“非常重要的是，我们不是把本届诺奖颁给了传统医学。”中医药作为中国历史悠久的传统医学，并非诺委会首肯的对象。屠呦呦提炼青蒿素的方法，以及临床试验、推广应用，均是遵循现代医学的方法，而非传统医学。

其实，诺贝尔科学奖只是对普世的科学成就的表彰，而在医学领域，基于科学的就只有现代医学，而没有所谓的“中医”、“西医”之别。传统的中医和传统的西医都属于基于经验的传统医学范畴。传统的中医药并非科学的医学体系，也不可能被普世的科学奖项所青睐。

从心理学角度，科学也好，经验也好，不过是人类认识和解释世界的不同方法途径。“科学”的概念最初来自西方对自然哲学的指代，现时代则指基于事实与逻辑的可证伪的知识体系和认识世界的途径。科学并不是唯一的认识途径，与科学平行的还包括经验的、审美的、思辨的、神学的不同认识途径。每种认识途径都各有其价值，只不过科学因其公允和客观而对人类的知识积累和技术发展具有重大的促进意义。

不知道从何时起，中国社会常常把“科学”当作是唯一的价值评判尺度。例如，因为中医药具有一定的疗效，所以认为中医药业具有科学性。这种看法其实是荒谬的。中医药作为传统医学，在弥补基于科学的现代医学之不足方面仍然具有其价值；而且其因循文化传承对许多病患而言具有心灵慰藉的价值。尽管如此，中医药并非科学的体系，它仍然是传统的基于经验的知识体系。

反过来，“科学”也未必是“正确”的代名词。科学体系的特征是兼容并蓄并不断接受批判、质疑乃至被证伪。例如，曾经荣膺194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项的用于治疗精神分裂症的额叶前部脑白质切除术，就被后来的研究证实并无实际疗效，反而会损害病患的其他认知功能，随即在各国被禁止。

换言之，传统中医药其自身的价值并不需要证明它“科学”，更无需用诺贝尔奖来为其“贴金”。即便是采用现代医学技术对中医药的一些疗法、药物进行研究，其进展也是现代医学的进展，而非中医药的进展。总是试图证明其“科学”来表明其正确和有价值的，恰恰是伪科学的标志性特征。

□唐映红（心理学学者）

这几天最热的新闻人物当属屠呦呦，她在宁波的旧居也引来了诸多游人。这座旧居位于宁波市开明街26号，是民国初期的建筑，屋主是曾任香港甬港联谊会会长的经济学家姚庆三，他是屠呦呦的亲舅舅。不过这座2200多平方，总价约1.5亿的宅子如今正作为高档商品房销售，产权已归开发商。另据《宁波日报》报道，海曙区区长吴胜武为宁波能走出优秀的科学家感到十分自豪，他表示，将进一步保护她的旧居。

毫无疑问，这座大宅是幸运的，一来，因为地段好，保存完整，很有改造成上海新天地的潜力，所以相当值钱；二来，也是因为此宅尚未销售，就传来了旧日房主外甥女喜获诺奖的消息。因此，这座大宅未来几十年的保护，应该不在话下。可放眼全国，像屠呦呦旧居这样幸运的故居并不多见。

当然，今天因为屠呦呦炙手可热，她的旧居保护力度自然不成问题，可当历史远去之时，屠的旧居会不会步梁、林故居后尘，也很难说。当老建筑只因某个名人如日中天而得到进一步保护、或幸免于难时，这种保护还是很悲哀的。

一个地方的文化积淀往往是由老建筑体现的。随着城市的发展，很多地方也逐渐认识到了老建筑的魅力，但愿对老建筑的保护，在剔除商业价值、名人效应之外，更考虑其人文价值、文化价值。

□洪巧俊（媒体人）

北京时间10月5日，中国女科学家屠呦呦和其他两位外国科学家分享了2015年诺贝尔奖生理学或医学奖。由于在发现青蒿素和治疗疟疾的新型疗法上的贡献，这位85岁的女性获得了这项世界公认的卓越学术荣誉。她所从事的科学工作，显著降低了疟疾患者的死亡率，为促进人类健康和减少病患痛苦作出了无法估量的贡献。这正是科学研究的终极目的之一。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在寻找青蒿素的艰难跋涉中所付出的智慧和汗水，诺奖的肯定，是对屠呦呦最好的回音。对这位药学家而言，40多年前的研究发现直到今天才获得诺奖，或许是姗姗来迟。而对一项科学发现来说，40多年来人们所目睹的其对于人类巨大的贡献，恰恰更证明了这项科学成果的牢固，因而对屠呦呦本人和她的科研伙伴们来说，并不嫌迟。更何况，实验室里千回百转后柳暗花明的那一刻惊喜和满足，应该会比不曾奢求的荣誉更永恒一些。

在2011年拿到号称“诺奖风向标”的拉斯克奖时，屠呦呦和屠呦呦现象就已引人瞩目。作为中国大陆第一位自然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屠呦呦真正了结多年以来国人的“诺奖情结”之时，人们仍然感觉幸福来得有点突然，来不及品味。有人开玩笑说，以后万能心灵鸡汤句式“中国人为什么拿不了诺贝尔科学奖”将不复存在。除此之外，这个“幸福”的确还有更多值得咀嚼的地方。

屠呦呦1955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今北京大学医学部)，是中国本土科研体系所培养的获诺贝尔科学奖第一人，她的获奖可以增强我们这个时代科学家们的自信心。在40多年前相对简陋的科研条件下，和外面的世界交流不多、可供查找的文献很少的科研人员就能够作出如此重要的原创突破，40多年来，人才的积累厚度、科研条件的优越程度、全球交流合作的深度广度，以及对创新的热爱程度，都在不断水涨船高。正如李克强总理在贺电中所言，屠呦呦获奖，正是“中国科技繁荣进步的体现”。中国科学界水平在许多领域已经赶超甚至领先国际先进水平，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会出现第二个、第三个“屠呦呦”。

同时，屠呦呦在青蒿素工作上的成就，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青睐，也会帮助人们意识到，无论是诺贝尔奖，还是SCI论文，或是《科学》《自然》等看着高大上的国际刊物，也都只是评价手段而已，最重要的是做好自己，有足够信心坚持自己的方向，没必要妄自菲薄。有些人还在坚持“诺贝尔科学奖这次有没有照顾中国人”的疑问，这种缺乏信心的表现已经不合时宜——科学大奖并不会照顾任何人，只要有了足够的资格，自然就会被关注到。

另一方面，屠呦呦代表中国大陆科学家的诺贝尔奖首破纪录，也是对那些希望毕其功于一役的速成论者的提醒。科学有自己的科学规律，最忌的就是急功近利。它无法严格地用投入去预测产出，不是简单地资源叠加就能创造出新事物，也很难按部就班达到预定的目标。有人为屠呦呦抱不平，这位诺奖得主居然是一位“三无”科学家：无博士学历，无院士头衔，无留洋经历。但这很可能只是个例——第二个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可能不会“三无”，但也很难说一定就是院士。我们没有必要因此给一位科学家本人贴上或许她并不情愿的标签，也并不合适通过这样一个标签来透视整个学术界。

但“三无”之于屠呦呦因为诺奖而再次放大后，倒是提醒我们，真正重要的是让科学回归科学，让热爱科学的人更容易碰触到科学的进口。科学的通途可能有很多走法，无论有什么样的头衔和身份，无论是在哪里，只要是做科学的人，就是一位科学家，无关其他。有人描述得很形象，真正钟情于科学的人并不想着拿奖，也许一辈子都不会有惊艳的成果，他们只是用毕生精力，在科学的某个关口书写了四个大字：“此路不通！”

对这些科学家来说，更灵活、更多元的评价机制和激励机制更加至关重要。日本的诺贝尔科学奖的很多获奖者，都属于来自民间机构和企业的科学家。在美国，像微软这样的大公司，都集聚了一批有才华的科学家从事基础研究。实际上，对于科学和技术的创新体制机制认识是在不断刷新和提高的。最近刚刚出台的《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中，也可以看到这种政策和导向落实落地的迹象：“研究制定科研机构创新绩效评价办法，……突出中长期目标导向，评价重点从研究成果数量转向研究质量、原创价值和实际贡献”，类似的举措将让有志于献身科学的人坐下来，让被浮躁之风侵染的学术界静下来。

整个世界都在感谢青蒿素和科学。中国科学家也要感谢屠呦呦先生，诺奖的这层窗户纸终于被捅破：无论是中国人没能力拿诺贝尔科学奖，还是没能拿，都已经不再是一桩心魔。

这个国庆，出现在瑞典卡罗琳医学院诺贝尔大厅大屏幕上的一张“中国面孔”，让国人振奋。北京时间10月5日，85岁的中国女科学家屠呦呦获颁诺贝尔奖生理学或医学奖。

“呦呦鹿鸣，食野之蒿”。屠呦呦在发现青蒿素和治疗疟疾上的卓越研究，显著降低了疟疾患者死亡率，为促进人类健康和减少病患痛苦作出了无法估量的贡献。诺奖既是对这一成就的褒奖，更是对科学家们智慧与心血的回报。而实验室里千回百转后柳暗花明那一刻的惊喜和满足，或许也会比不曾奢求的荣誉更恒久。

作为中国大陆第一位自然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屠呦呦真正了结了多年以来国人的“诺奖情结”。回头再看，这一情结的熨平，还有更多值得咀嚼的地方。

屠呦呦1951年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选择了药物学系生药学专业为第一志愿，可以说是中国本土科研体系所培养的获诺贝尔科学奖第一人。她的获奖，无疑能增强我们这个时代科学家们的自信心。40多年前，科研人员与外面的世界交流不多，可供查找的文献很少，在相对简陋的条件下，还能作出如此重要的原创突破；40多年来，中国科研人才的积累厚度、科研条件的优越程度、全球合作的深度广度，不断水涨船高，许多领域已经赶上甚至领先国际水平，有理由相信会出现第二个、第三个“屠呦呦”。

屠呦呦也让人看到，无论是诺贝尔奖还是SCI论文，或是《科学》《自然》等国际刊物，都只是一种评价手段。最重要的，还是做好自己。坚持学术方向、坚定学术追求、坚守学术信仰，没必要妄自菲薄，更没必要被牵着鼻子走。有些人还在怀疑“诺贝尔奖有没有照顾中国人”，这种缺乏信心的表现已经不合时宜——科学大奖不会照顾任何人，只要有了足够的资格，自然就会被关注到。

另一方面，屠呦呦代表中国大陆科学家“破冰”诺贝尔奖，也是对那些希望毕其功于一役的速成论者的提醒。科学有自己的规律，最忌的就是急功近利。它无法严格地用投入去预测产出，不是简单的资源叠加就能创造出新事物，也很难按部就班达到预定目标。科学的通途有很多走法，无论头衔和身份，无论领域和方法，“科学家”才是唯一的、纯粹的标签。有人描述得很形象，真正钟情于科学的人出发点并非想去拿奖，也许一辈子不会有惊艳的成果，有人可能用毕生精力，也只是在科学的某个关口书写了四个大字：“此路不通”。

对这些科学家来说，更灵活、更多元的评价机制和激励机制至关重要。在日本，很多诺贝尔科学奖得主来自民间机构或是企业；在美国，像微软这样的大公司，集聚了一批有才华的科学家从事基础研究。我国对于科技创新体制机制的认识，也在不断创新。最近出台的《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中就明确，“研究制定科研机构创新绩效评价办法，……突出中长期目标导向，评价重点从研究成果数量转向研究质量、原创价值和实际贡献”。类似导向和举措，无疑能让有志于献身科学的人坐下来，让被浮躁之风袭扰的学术界静下来。

整个世界都在感谢青蒿素和科学。中国科学家也要感谢屠呦呦，有没有能力、是不是拿到诺贝尔奖，已不再是一个心结，正可迈开步子、自信前行。

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后，尽管屠呦呦明确表示，“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荣誉，是中国全体科学家的荣誉”，但还是有人不解：既然青蒿素的发现是一个集体合作的项目，为何只有屠呦呦一人获奖，而在屠呦呦之后做出重大贡献的还有罗泽渊、魏振兴、李国桥、周维善、李英等多名科学家。

解惑释疑还得从诺贝尔奖评选标准说起。诺贝尔奖评选的重要标准主要体现在，原创性（第一个发现或发明）和重要性。以此角度看，中国参与青蒿素发现和研制的集体中，没有人能出屠呦呦之右。在拉斯克奖评选理由中评委们就讲得很清楚，屠呦呦的研究有三个第一：第一个把青蒿素带到523项目组，第一个提取出有100%抑制率的青蒿素，第一个做了临床实验。

这可以用坊间流传的“斯坦门茨一条线和一万元的故事”来比拟：如果说，提取青蒿素就像“画那一条线”，那首先知道如何提取100%有效的青蒿素，就像知道在哪儿画线。

实质上，这也沿袭了西方的科学传统：大多奖项都是突出个体，科学奖励源于对科学发现优先权的承认。而在国内，科技评奖则主要是奖励项目，科学家的名字多是以一个集体形式呈现。

当然，在青蒿素的发现上做出重要贡献的其他人未能获今年诺奖，也有运气因素。屠呦呦是与坎贝尔和大村智划归为“同类项”的，即在寄生虫疾病的防治上做出重大贡献而获奖，为何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评委会不把今年的这一奖项完全授予青蒿素的发明，只有评委会知晓。

诺奖评委会的为难，也体现在1962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当时该奖授予莫里斯·威尔金斯等三人，因为其发现并证明了DNA双螺旋结构。但应获得该奖的还有英国女科学家罗沙琳德·弗兰克林。是弗兰克林与威尔金斯首先拍摄下了DNA的X光衍射照片，并提示DNA的结构可能是双螺旋，后来才由克里克和沃森建立了DNA双螺旋结构的模式。

科研不是简单的“按件计酬”，重大的国际科学奖项以“第一”论英雄，并非推崇“个人主义”、否定其他参与者的功劳，而是旨在强调首创原创的价值，并以此激励科学创新。

□张田勘（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