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横山爆出官煤勾结丑闻，多名公职人员参股煤矿，在权力靠山下，被勒令关闭的煤矿依旧非法开采，导致耕地下陷、水源枯竭、人畜饮水困难等问题，村民向上级反映当地煤矿私挖滥采问题，横山两位老师竟被当地有关部门强令停课，让他们回家阻止亲属上访——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就此问题采访该县县委书记苏志中，竟遭到这样的呵斥：你们中央台的记者管得也太多了吧？你问的事我一概不知道。(据昨日中新社)

一个县委书记撕破脸皮向媒体发飙，原因何在？

这其中很可能有利益因素，领导深陷官煤勾结的利益链中，与本地的官煤勾结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关联，他害怕媒体这种的穷追不舍的扒粪最终追到自己身上，爆出自己的失职，爆出自己的纵容，甚至爆出自己见不得阳光的问题。表面霸道地斥责“ 媒体管得过多”，实际让人看到的是其作为一个地方领导的心虚和焦虑。

除此之外，斥责记者“管得太多”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独断专行惯了，无人批评惯了，没有监管惯了，惯成了地方一把手对监督的零忍受力，一点儿批评的话都听不进去，一点儿施加于自身的监管都忍受不了。

从辽宁西丰的张志国，到许多动辄就以诽谤罪将批评自己的人抓起来的领导——县委书记可能是中国官员中所受监督最少的一个群体，为官一地就是某些领导呼风唤雨一手遮天的“土围子”：在这个土围子中，作为土皇帝的领导可以动用从警察到法院的任何国家机器和公权资源，对胆敢冒犯领导权威和损害领导利益的人进行打击，可以限制本地媒体报道从而切断传播源和表达通道，可以命令公安局随意搜查企业和通缉公民，可以拦截上访和操纵法律让公民有冤无处伸——国家公器纯粹成为领导传播个人意志和发泄私人怨愤的私器，下级唯唯诺诺，人大形同虚设，媒体噤若寒蝉。

这样的监督温床下，没人敢管领导，当有媒体竟然以那样的语气质问县委书记时，他自然就极不习惯，于是用自己习惯性的专横去斥责记者——他不知道，中央台不归他管，网络也不归他管，正义更不归他管。这已经不是一个领导可以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时代，当他训斥权力的丑态被曝光后，舆论自然会修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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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陕西榆林横山县两位老师被强令停课，回家阻止亲属向上级反映当地煤矿私挖滥采的问题，阻止不了就不能上班。记者调查发现，当地有多名官员和公职人员暗中参股煤矿经营，被陕西省政府命令关闭的煤矿仍在非法开采。横山县委书记苏志中面对记者采访却质问道：“你们中央台的记者管的也太多了吧？”(7月20日中国之声)

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质问记者“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声音犹在，苏志中的雷人话语接踵而至。虽然因口出狂言，逯军已被停止工作，但是前车之鉴并没有警醒一些自大的官员，雷人之语依然被不断地翻版着。

在我看来，这是舆论监督无力的描绘和写真。官员的每一次雷人之语，都会引起舆论的轩然大波，质疑、诘问、批判、分析，多维度的舆论反弹，往往让涉事官员陷入舆论的旋涡。但是，从雷人官话此伏彼起来看，舆论的旋涡即使再强烈，离有效的监督也还存有距离。

更重要的是，官员雷人之语的背后，往往隐蔽着更为雷人的行为。比如逯军雷人话语的背后，是经适房土地竟然盖起了联体别墅。而苏志中的雷人话语背后，则是被陕西省政府命令关闭的煤矿仍在非法开采，是当地多名政府官员和公职人员暗中参股煤矿经营……监督在这里几乎形同虚设。

也正因如此，舆论啸聚了一个又一个旋涡，但此类违法违规现象却接连不断……每一次都聚集了舆论高潮，而每一次都没有遏制同样的事件短时间内重演——舆论常常是自说自话，公权在自行其事，二者之间的监督桥梁仿佛出现了坍塌。

本质上，舆论反复汇聚于某一种现象，评论反复集中于某一个追问，本身就是一种悲哀。而与此相对应的，是不断有公权“踏入同一条河流”———舆论的活跃与监督的乏力，在这里形成了鲜明写照。所以，推进舆论监督，首先需要在舆论和监督之间架起制度性桥梁，走出目前舆论监督前堵后截、个别官员偶然被究的尴尬局面。

□王艳明(大学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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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媒体监督”视为“管”，反衬出公权力对外界监督的反感或不适，至少表明有些官员并不习惯被舆论监督，或者说他们认为只有更高级的权力才能监督他们手中的权力。

最近，陕西横山县政府强令两位教师停课去阻止亲属上访反映煤矿滥采问题。据悉，在陕西横山，有多名公职人员暗中参股煤矿经营，被陕西省政府明令关闭的煤矿仍在非法开采。该县委书记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还说：“你们中央台的记者管的也太多了吧？你问的事我一概不知道。”

继郑州规划局副局长逯军质问记者“替谁说话”之后，又有官员爆出“记者管太多”的雷人雷语，委实让人惊诧。如果说逯军至少还给了记者一定的说话权，那么这个县委书记面对记者则干脆一问三不知，根本不给记者说话的机会。他相信，不让记者说话，也就不存在“替谁说话”的问题了。其蛮横的态度相较逯军，有过之而无不及。

须知，记者有调查事实真相的权利，有行使舆论监督的职责。县委书记这种“一概不知道”式的搪塞，恰恰暴露出其主政一方的两个失职：其一，对当地“官煤结合”、“官员参股煤矿”的失察，这实际上已是一种玩忽职守行为；其二，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发布已一年多之际，还想捂着盖着瞒记者，本质上也是一种行政不作为。按照刚刚出台的官员问责规定，县委书记的失职行为理应受到问责。

当然，没有人真相信作为横山县的县委书记，对记者所问的事什么都不知道，只不过是不想说而已。为何不想说，顺着他的“记者管太多”思维可以窥出一斑。

直言记者管的太多，背后隐藏的是怕记者揭露事实真相。煤矿非法开采，导致耕地出现地裂地陷，水源枯竭，人畜饮水困难；被陕西省明令要求关闭的煤矿还在照常生产；强令教师停课，要求他们回家阻止村民上访……所有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当地有不少政府官员和公务人员私下参股——农发行办公室主任王耀斌入股1560万元，据称私下参股远不止这些；县城建局副局长曹培明入股100万元左右；县矿产资源办公室主任张炳团入股300万元左右……

“官煤结合”、“官员参股煤矿”在横山县盛行，记者不过是正常的采访调查，县委书记却视为管的太多，把“媒体监督”视为“管”，这本身就是对舆论监督的歪曲和逃避。而这种思维则反衬出公权力对外界监督的反感或不适。中央三令五申禁止官员参股煤矿，当地官员参股不是一个两个，这很大程度上缘于当地公权力的沉默。而沉默的背后则是官煤形成了利益同盟。因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指责“记者管太多”实际上是在替那些参股煤矿的官员说话，是在替官煤利益同盟说话。

权力的失范本该由制度来约束、纠偏，媒体只不过是舆论监督而已。然而从“替谁说话”，到“记者管的太多”，至少表明有些官员在脑子里并不习惯被舆论监督，或者说他们认为只有更高级的权力才能监督他们手中的权力。至于媒体，是无权“管”他们的。这种拒绝接受舆论监督的权力往往与腐败相连，最要不得，因而也最需要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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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陕西横山县政府强令两位教师停课，阻止其亲属上访反映煤矿滥采问题。据悉，在陕西横山，有多名公职人员暗中参股煤矿经营。该县县委书记苏志中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不耐烦地说：“你们中央台的记者管得也太多了吧？你问的事我一概不知道。”

公职人员暗中参股煤矿经营，记者该不该管，算不算“太多”？对害怕舆论监督的人来说，任何监督，恐怕都是太多了。而记者的责任，正是要盯住这些让他们觉得“太多”的部分，给百姓一个明白的交代。

个别官员指责记者管得太多了，显然是害怕记者披露真相对其不利，归根到底是害怕舆论监督，正说明我们的舆论监督在发挥作用。记者更应该再接再厉，进行大胆监督批评，不要被个别官员色厉内荏的指责和刁难所吓倒。

应该说大多数正直的干部是欢迎舆论监督的，他们明白，舆论监督不是和自己过不去，而是帮助自己把工作做得更好。只有少数自身不正的干部才害怕舆论监督。这些自身不正的干部不妨听听4年前因巨额受贿等被判处无期徒刑的原深圳市能源集团董事长劳德容是怎么说的：“当初我的行为，如果有一两件被媒体点一点，也许就会收手。现在才觉得，社会舆论的监督和曝光，真是对干部的一种爱护和挽救。”

这几年来，凡是那些正确行使舆论监督权力的新闻媒体，无不深受人民群众的欢迎与支持，而那些敢于写批评报道的记者通讯员们，更深受人们的尊敬。记者们在发挥舆论监督作用过程中，就是要“管得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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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陕西横山县政府强令教师停课阻止亲属上访反映煤矿滥采问题。据悉，陕西横山有多名公职人员暗中参股煤矿，被陕西省政府明令关闭的煤矿仍在非法开采。该县县委书记苏志中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还说：“你们中央台的记者管得也太多了吧？你问的事我一概不知道。”

记者管得太多了吗？显然没有。按媒体的使命来说，“媒体是社会的捍卫者，是热情维护自己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这不是我的杜撰，而是马克思的教导。

既如此，中央媒体监督横山县涉嫌权力滥用，对“官煤勾结”予以揭露，怎能说“管得太多”呢？但站在苏书记的角度看，记者却分明管了不该管的事。因为在他管辖的一亩三分地上，根本不欢迎什么监督，给他脸上“抹黑”。在他看来，监督就是对其权力的冒犯。

苏书记有此表现不是无来由的。众所周知，在当下，县委书记的权力很是不小，但所受到的监督却不能与其权力相对应———当地有关部门不敢监督，而上级部门又离得远，力不从心……于是，某些县委书记飞扬跋扈，为所欲为———权力缺管教，必然无法形成主动接受舆论监督的习惯，必然缺乏坦然面对媒体的教养。

一个理性的社会从来不会嫌记者管得多，因为只有记者积极履行舆论监督职责，强势者才能得到有效制衡。嫌记者“管太多”的地方官员，在很大程度上已被验证出理性的缺失、戾气的增长。

与温家宝总理“要创造条件让人民更有效地监督政府”的表态相比，一些地方官员非但不“创造条件”，反而给舆论监督设置重重障碍，甚至打击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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