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说,以学术论文论英雄评定的学位、职称、职务,掺水率高达96%。如此高的造假率,反证了学术界确实存在虚假繁荣现象,难怪了,“文抄公”是夺不来诺贝尔奖的。
教育界形而上学的“以学术论文论英雄”,造就了一批非法买卖论文的期刊,富了一批以抄袭论文谋利的枪手;以钱换文,甚至以公款换文,塑造了一批高学位、高职称、高职务的假洋鬼子。
整顿学术秩序,必须在学术界打假,让4%具有真才实学的人吃香,让96%欺名盗誉的假洋鬼子现形。并且,有必要重新评估“以学术论英雄”的学位、职称评定体制。与其搞自欺欺人的假论文评定,不如另辟蹊径,把“重实践、重成果”提到重要位置上,对学位、职称评定中是否具有学术论文不作硬性规定。
出版界依法整顿和打击非法出版的学术期刊,让假论文失去发表阵地和交易市场。同时,推广应用学位、职称评定过程对学术论文的反剽识别和鉴定,抵制黑色伪学术。同时,对以实践成果为依据,从实践中来的学术论文发表者,给予重奖、重用。
以假论文谋取假学位、假职称,是学术界的腐败现象。学术界的腐败,往往与政界腐败互相渗透。干部选人、用人机械地规定学位、职称,而且以高学位谋取政府的高职务。因此,整顿学术秩序,事关防腐反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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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事求是地讲,大而化之地谈论这个问题,尤其是在网络这个虚拟的匿名空间,在近年频频发生的论文剽窃丑闻事件的铺垫下,这个话题,想不为千夫所指都不可能。但是如果离开网络,回归到现实生活,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就是评职称、加工资、拿学位这些事关切身利益现实问题。面对这些切入生活核心的现实问题,许多人却不得不低下“高昂的头颅”,少有人能独善其身。
可以说,无论是官场伦理,还是生活哲学,我们很多人已经驾轻就熟地养成了典型的双重人格。在台面上,即使是大大小小的官员,说起政治建设和反腐败,几乎每个人都可以大发一番感慨甚或大发一通牢骚。但是一旦回归到现实工作中私下生活中,对于权力能带来的利益和好处,恐怕拒绝的人不多。学术道德问题同样,任何一个以操弄文字为工作的人,对于剽窃和抄袭行为,尤其是当自己的作品被他人剽窃、“借用”后,都会愤愤然而深恶痛绝。但是没办法,遇到了槛儿上,要评职称、要拿学位等等,需要发表的论文数量作参考依据时,鲜有人会宁愿不评职称而拒绝粗制滥造甚或抄袭剽窃。
对于武汉大学的这份调查结果,尽管我不敢贸然作出肯定的认可,但至少以我个人有限的阅历和经历看来,其似乎夸张的成分也不大。事实显而易见,面对十亿元之举的经济收益,无论是庞大的靠论文交易获益的投机者,还是某些文化、教育问题的掌权者,都不会对这块蛋糕无动于衷。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看着身边的人一个个暴富,当浮躁的快富和暴富成为大多数人的基本理想时,10亿元的经济帐没有人会含糊。而与之相对应的是,顺利地评上了高级职称,薪水升了,知名度高了,学位拿到了,好工作找到了,一本万利,有这样的好事,小小的投资又算什么?给GDP平白无故地增加了10亿元的进账,个人的利益又可最大限度地得到满足,这不是一场皆大欢喜的“盛宴”是什么?这不是一场华丽的舞台剧又是什么?
一场“双赢”的游戏,华丽确实华丽,至少看起来是非常低华丽。但毫无疑问,尽管华丽,这仍然只是一场现实的“杯具”。对于这个问题,沈阳副教授认为主要原因是各级各类机构和高校,乱下、滥下论文指标所致。没错,几近泛滥的论文指标确实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直接原因,但其绝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场面上的正气凌然与私底下的逐利主义,基本已构成当代不少国人的矛盾的双重人格特点。
在“义”与“利”的较量中,该舍“利”逐“义”,还是舍“义”逐“利”,已经不再是问题,几乎所有人都可以穿梭其间而游刃有余。表面上看起来轰轰烈烈、热热闹闹,大家皆大欢喜,但这种充斥了官场体系与学术圈以及其他团体的通病,显然已经成了我们民族的通病和痼疾,而不单单是那一部分人的问题。如果说政治本身就具有斗争与虚伪的本性的话,那么,以“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为代表的学术人员群体,从 “高尚、诚恳”传统认知中“解脱”出来,让弄虚作假成了基本的学术生态的话,那么,我们就离“杯具”为时不远了。
' />岁末年初,这两则新闻很是夺人眼球。据媒体报道,钟华和刘涛已承认学术造假,他俩也已被学校开除。而高山教授却坚持认为,自己并没有造假。他对采访他的记者说:“研究者完全有可能在一天之内完成收集衍射数据、解析并细化晶体结构,然后将相关数据发给《晶体学报》E分卷发表。”(《中国青年报》2010年1月4日)这是不是意味着,高山教授一周写一篇论文的速度还不够快,一天能写一篇,那才叫速度。
我一直以为,理工类的学术论文要比文科类的论文难写多了。如果没有艰苦、扎实的大量实验和从实验中得到的可靠、准确的数据做基础,是无法写出来的。我没想到,这个在我们外行人眼里如此艰难、严肃的科研工作,在“内行人”眼里居然会如此简单,简单到一周甚至一天就能完成一篇“学术”论文,科学的严肃性、艰难性、复杂性,在这里荡然无存。
造假者自有他的目的所在,除了评职称,就是可观的物质奖励,因为校方规定,教师每发表一篇论文,就能得到相当可观的现金奖励。我很不明白校方出台这些奖励措施的意图何在?大学教师的价值,是不是只有所谓的“科研成果”,才是唯一的衡量标准?大学的综合实力,是不是可以不看培养出来的学生质量,而只要片面地看教师发表的论文数量?难道就因为大学生没有升学率这根“指挥棒”,大学教师就可以不把上课当回事,而只要一味追求“科研成果”就可以了呢?
令人惊叹的造假速度背后,是大学精神的迷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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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唐春成
全国学术期刊一年只能发表论文248万篇,而背有论文发表指标的人数达到1180万。迫于毕业、评职称的刚性论文发表需求,每年有数百万人只能求助于网上或网下的论文买卖市场和非法学术期刊解决。武汉大学副教授沈阳的专题研究显示:2007年我国买卖论文“产业”规模约为1.8亿元;到2009年,论文买卖的销售额已近10亿元。(1月5日《长江日报》)
这是一组令人瞠目结舌的数字。尽管其真实性仍值得考证。近年来,从硕士、博士到教授,从西南交大副校长,到身为2009年中科院院士候选人,各种学术不端行为不断被揭发出来。而现在高达10亿元的论文“销售额”,则让我们从另一个切面看到了学术造假有多严重,学术泡沫有多虚幻。
无论如何,我们需要针对红火的论文市场进行一场“打黑”,而这场“打黑”的难度,甚至要高于足球打黑。
因为,足球涉黑更多的是“黑金”交易,而学术泡沫和论文造假,则更多地涉及学术和道德领域,很难通过一个司法和技术手段,就可轻易地将其除根。
我们应通过有效的预防对策体系、严厉的处罚规定和判断抄袭制度标准,通过从学术评价体系、大学的去功利化等手段,对学术道德进行拯救。否则,10亿元的论文买卖将更深地戕害学术道德底线。
' />论文造假、抄袭、买卖是一个说老不老、说新不新的话题,说它老,却只是近年来随着汕头大学教授胡兴荣、浙江大学副教授贺海波、广州中医药大学校长徐志伟、辽宁大学副校长陆志荣等一批顶着学术光环的专家教授们的纷纷落马才渐为普通老百姓所知,或者说才真正从“雾里看花”、学术崇拜中清醒过来,认识到了学术领域原来也同商业领域一样造假成风;说它新,却是长期存在的顽疾和毒瘤。
病症已经十分明显且触目惊心,然而解决起来却不像医生治病对症下药那样简单痛快,可以说,现在的学术造假,已经陷入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尴尬而无奈。
尴尬的是众多的学术机构、教研机构,他们长期保有的神秘感、权威性、高端化和无上清高,长期占据的文化精神守卫者的丰碑,已在一只只“论文硕鼠”的丑陋表演下,在其主办、协办、挂名的各类为论文买卖提供“贼窝”、充当“毒贩”的非法期刊的恶劣行径下轰然倒下。
无奈的是论文造假者,晋升要论文,评奖要论文,评职称要论文,毕业要论文,“晋升之门向南开,没有论文别进来”!可是,论文发表机会和资源有限,明知论文造假要钱、要关系、要违背做人的准则,但仍得硬起头皮向前拱。
有没有根治的途径?有!解除论文在晋升、评职称等领域的“敲门砖”功能,实行“换土”政策,使其由“必需条件”变成“可选项”,推行多元化的考核评介机制,让学术造假彻底失去生存土壤。
然而,这需要一个长期过程,要有人才评价、论文评定机制、以及相关利益链的破除等多方面努力才能实现,因此,“论文崇拜”的风头不会很快消失。当前,在逐步消减、剥夺论文“生杀大权”的同时,还要不遗余力地做好“除草”工作,用行政的、法律的、舆论的“锄头”,毫不留情地打击造假者、鼓励原创者、斩除违法者,正本清源,逐渐还学术论文的本来面貌和高贵气质,逼写论文者努力用功,写出高质量的文章来,晋升得堂堂正正、心安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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