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保费率下调的同时，我们也不能不考虑现在和未来社保负担的挑战。

人口增长乏力将是普遍现象。要靠新生力量来解决养老金支付的资金来源问题，几乎是无解的。在这样的条件下，国有股减持或将国有股划转全国社保基金，可能是更现实的选择。

各地已开始下调社保费率。从现有收集到的数据来看，下调的幅度并不大。但是，社保费率下调意义重大。如果能进一步下调，那么社保费负担问题势必得到更多的缓解，有利于减轻企业负担，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进行。

之所以需下调社保费率，是因为当前中国的名义社保费率在世界上处于较高水平。这不利于企业自生能力的形成，更不利于创新发展战略的实施。如果按高名义费率征收社保费，那么相当一部分企业将无法生存。结果，企业和个人往往只是按照打折后的社保费率缴纳社保费。事实上，实际社保费率远低于名义费率，实际负担远轻于名义负担。多数企业正是这样做才得以正常运行。可是，其弊病也是明显的。名义费率不能得到真正的执行，制度的公信力大打折扣。高名义费率所留出的不同打折空间，也可能让不同企业和个人面临不同的实际社保负担，带来新的不公平。从公平竞争环境创造的目标出发，高名义费率也需要下调，同时名义负担与实际负担的差距需要进一步压缩。

在社保费率下调的同时，我们也不能不考虑现在和未来社保负担的挑战。部分地区现在就已出现了社保负担很难承受的难题。社保不同于其他公共服务。社保收不抵支，难以为继，社会不稳定概率就会大幅度提高。全国统筹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一问题。但是，社保基金相对丰富地区的利益如何保证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从理论上看，如果能做到即使是社保基金最丰裕地区的社保服务也不下降，那么全国社保统筹的风险就不复存在，全国统筹的阻力就会消失。但是，这谈何容易？未来的挑战远大于此。人口老龄化的加速，意味着即使是现在社保基金较有保障的地区，也可能出现收不抵支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进一步降低社保费率，就是一件不太容易完成的事。

养老金个人账户的建立，意味着现收现付制养老制度的逐步逝去。但是，个人账户建立之前“老人”和“中人”的欠账问题，尚未得到真正的解决。做大做实个人账户的愿望并不容易实现。做小做实个人账户的意义却不够大。个人账户持有者只要能够以账户中的金额为基础得到养老金回报，就是可以接受的。在这样的理念指引下，名义账户制得到推崇。但是，即使是名义账户制，也需要解决养老金支付的资金来源问题。

需要工作的人赡养的老人越来越多，而年轻劳动力的数量在萎缩，这是现实的压力。只有人口增长了，这一压力才能得到逐步释放。但是，人口增长乏力将是普遍现象。要靠新生力量来解决养老金支付的资金来源问题，几乎是无解的。在这样的条件下，国有股减持或将国有股划转全国社保基金，可能是更现实的选择。

“让企业多减轻一点负担，让职工多拿一点现金”，这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3月16日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回答“五险一金”相关问题时的表态。近期，上海、广东、天津等多地宣布下调社保费率。

大略地看了一下各地已经出台的下调五险一金的情况，感觉到有点百花齐放的架势。“百花齐放”是一个褒义词，而如果换个角度，就似乎是各行其是、标准不一了。

一是，作出下调五险一金的主体不一致。上海、广东、天津、云南、甘肃、江苏都是以省市统一下调的，但浙江杭州、福建厦门却在本市发布了下调的决定，将来的模式是全省统一，还是在省级下调决定之后，各市还可以再次根据自己的情况决定，甚至可以突破省里的规定？

二是，下调五险一金的具体内容差别较大。总体上看，广东、天津、云南、甘肃主要是下调了生育、工伤、失业三个小险种的费率，江苏仅仅下调了一个失业保险费率，由现在的2%降至1.5%；而上海则真正下调了养老费率和医疗费率。

三是，下调五险一金对职工增收的结果不明显。一方面，大部分省市下调的都是企业缴纳的部分，基本上不涉及减少职工缴纳的问题。另一方面，即使广东、云南等地降低个人缴费费率，其实际效果有限。

如果上述做法在全国得到复制，我估计此次下调五险一金的“运动”肯定是“雷声大雨点小”，最后草草收兵：大多数省市不下调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最后拿生育、工伤、失业三个小险种开刀，选择其中的一两个险种，下调一个半个百分点，最后让企业少缴几十元，职工也少缴几十元，用这种“象征性”、“意思账”的做法去应付门面，交代舆论，由于参保人数众多，报出来的总数却是少缴了多少个亿，广大职工难免有一种被忽悠的感觉。

我觉得，对于此次下调五险一金的工作，应该及时发现已经出现的问题，加强指导和纠偏。一个问题是，必须抓住下调养老保险这个重头戏。中国社保体系主要由“五险一金”组成。其中，养老保险总费率28%、医疗保险8%、失业保险费率2%，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由单位缴费个人不缴，工伤保险平均费率为0.75%，生育保险的平均费率为不超过0.5%。人社部负责人早就指出，我国5项社会保险费率中，主要是养老保险费率偏高，而其他4项社会保险费率之和在12%左右，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下调五险一金的重点应该在养老保险，而不是在其他保险的“针尖上削铁”。作为人社部，应该提出下调养老保险的具体措施，专家指出，经过测算，养老保险若实现“统账分离”，可以降低8%的费率。

另一个问题是，人社部应对各地下调五险一金提出具体的指导意见，包括下调的原则、要求、范围、比例等，最后达到什么样的效果，还应该包括确定下调的程序，如何讨论、测算、公示、决定，而不是由人社厅和财政厅的官员研究、领导拍板定案。应该看到，下调五险一金的工作，各省情况差异很大，国务院要求各省根据自己的情况决定是正确的，但这并不是说，不需要进行指导，应该有一些共同遵守的原则，权力应该在一个笼子内运行，而不能信马由缰。须知，像下调五险一金这些直接关系到政府利益的工作，如果没有明确的硬杠子，听任地方政府自己决定，最后不“走形式”才怪呢。

应该说，只由地方决定，国家有关部门放弃指导，我们是有教训的。就在前不久地方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修订过程中，地方修法的已经有13个省市出台，山西、福建、上海三地延长了婚假，山西的婚假延长到30天，其余10个省市区都废除了晚婚假，只剩下了原来法定的3天婚假。同是中国公民，婚假相差10倍，这是没有道理的，也无法向人民交代，这里的原因就是国家卫计委没有对地方立法提出指导意见，不能不说这是此次立法的瑕疵。

有鉴于此，人社部应该对地方下调五险一金提出原则意见，根据不同省市实行分类指导，而不能把放手变成撒手，最后发现问题再来纠正，甚至发现了问题也听之任之。

【调整社保缴存绝非调得越低越好。既能减轻企业负担，也需照顾职工利益；既要企业发展更有后劲，也应该避免企业甩包袱。】

近期，上海、广东、天津等多地宣布下调社保费率。“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将生育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合并实施。这意味着，未来随着生育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的合并，人们熟悉的“五险一金”或将变为“四险一金”。（中新网3月23日）

下调社保费率，将五险一金变为四险一金，最开心的莫过于企业了。早就有一种说法，假设你的税前工资1万元，在扣除各类社会保险及其所得税之后，每月能够拿到手的工资是7454元，而企业实际支出了14410元。各种险金过高，导致一些企业不仅不敢涨工资，还举步维艰。

所谓“甘蔗没有两头甜”，如果社保缴存比例大幅下降，企业负担降低了，职工到手的现金多了，但以后的养老待遇就可能受影响。这是很简单的逻辑，按一些地方的规定，你的养老保险，企业缴20%，个人缴8%，如果企业缴得过低，当你老了领取退休金时，必然也少了。

因此，调整社保缴存绝非调得越低越好。既能减轻企业负担，也需照顾职工利益；既要企业发展更有后劲，也应该避免企业甩包袱。2011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即下发规定：用人单位因不可抗力造成生产经营出现严重困难的，经省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批准后，可以暂缓缴纳一定期限的社会保险费，期限一般不超过一年。暂缓缴费期间，免收滞纳金。到期后，用人单位应当缴纳相应的社会保险费。

也就是说，企业确有经营困难，可以缓缴，但不能不缴。如今，一些地方直接降低社保缴存比例，显然更彻底。但是，应该做到平衡多方利益。有个现象值得一提，即一些垄断性企业缴存的五险一金都比较高，比如两年前媒体报道，内蒙古省级贫困县杭锦旗公积金调查的数据显示：当地职工缴存的平均水平不足1000元，但当地供电公司职工最高缴存达到15530多元。一些地方和垄断行业不顾国家明文规定，超比例超缴公积金。因此，要继续警惕这种违规避税和变相发放福利现象。

此外，还有一类现象是，一些企业经营情况尚可，但是不尊重工人权益，不跟工人签订合同，更遑论为工人缴纳五险一金了。对此就不是降低缴存比例的问题，而是如何保证它们遵守法规，按时足额为工人缴纳五险一金。

正如人社部社保所所长金维刚所称，降低社保费率，意在为企业降成本，但不能降参保职工的待遇。未来职工的各项社保待遇还应随着经济发展、随着职工平均工资和生活费用变化等情况逐步提高。随着生活成本越来越高，我们要想过一个有质量的晚年生活，需要退休金保持在较高水准，而这既需要自己努力，也需要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如果以牺牲退休金来换取暂时的好日子，就有点得不偿失了。

【为企业减税清费，不宜单凭各地单打独斗，更该考虑的，是拟定出一个全面系统的“顶层设计”，如设立“国民基础社会保障包”。】

据报道，最近多地启动了社保降费改革。21日上海市政府就发布消息，决定下调养老、医疗和失业保险三个险种共计2.5%的单位缴费率。至此，目前至少有7个省市按本轮中央部署出台了社保降费措施。

这轮社保降费，由于各地的债务负担和财政收入实力不同，运作空间也有别，如上海对养老、医疗和失业保险采取了降费措施，广州降低了医疗、失业和工伤保险费用，其他地区则集中在失业险、工伤险、生育险等领域；但不管相对发达还是欠发达地区，社保降费力度都相对较小，对企业来而言也更多的是象征意义。

这并非对涉事各地的“苛责”：要有效推动为企业减税清费的改革，单凭各地单打独斗难度很大，若能在社保降费等方面拟定出一个全面系统的“顶层设计”，会更好。

当前，若将社保降费放置在财税改革、财事权分配和政府债务重整等层面推进，可拓展的空间会更大。时下中央地方在财权与事权上的匹配问题，在地方债务负担重压下变得日益突出。针对该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公布的383项改革方案中，就提出探索设立“国民基础社会保障包”，以推进公私分明的社会保障体制改革。

在目前境况下，该提议理应受到重视和适度推进。原因在于几点：首先，设“国民基础社会保障包”，可将基础性公共社会保障服务从地方上收至中央，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中央地方财权与事权的匹配。而国民获得了基础性社会保障后，将会借助中央政府的信用增加国民对中国社保体系的信任，才会缓解居民的后顾之忧，为政府推进供给侧改革、企业进行减员增效等，提供心理认知和行为认同上的保障。

其次，这也能有效推进社会保障体系改革，避免社保的公私混搭。目前的社保体系是以个人缴费确认制为主的框架体系，政府应尽的公共社保服务混杂在其中，这种公私混搭的社保体系，实际使社保改革复杂化，导致各地对社保的降费是存在顾虑的。因为在人口老龄化下，社保潜在的缺口限制了社保的降费空间，地方政府高企的债务负担，又限制了基于公共服务的社保计划从现有的社保体系中独立出来，同时又强化了个人缴费制的强制性。

而一旦设立“国民基础社会保障包”，将政府应尽的公共社会保障服务从社保体系中独立出来，个人缴费确认制的社保就会如同美国的401k计划，不再需要强制性规定，而可通过劳动者与企业的市场化协商确定；同时个人缴费确认制下的社保基金，可通过市场化手段进行运作，从而为社保费率提供市场化的谈判空间。

由于目前国内社保存在历史欠库问题，因此“国民基础社会保障包”的资金发放来源，要通过国有股减持和转持等，同时可加强国有企业分红划拨，而无需考虑征收社保税。

国有企业股权减持或转持以填补社保的历史欠库，国有企业收益分红用于“国民基础社会保障包”的支出服务，将不仅为减轻企业负担提供相对较宽松的空间，而且将缓解国企的预算软约束，如国企收益分红用于发放公共社会服务保障资金，将在财务上加强对国企管理层的硬约束，并发挥国企全民所有制的义务和责任。因此，为企业减税清费，需要的是壮士断腕的决心，以避免口号化。

□刘晓忠（财经专栏作者）

【无论从减轻企业和职工负担的微观层面看，还是从经济增速放缓的宏观层面看，进一步降低社保费率都很有必要】

在李克强总理提出“地方可阶段性适当下调‘五险一金’缴存比例”一周之后,21日上海市率先下调养老、医疗和失业保险费率总计2.5个百分点。另据报道,自今年2月以来,至少有7个省市按照本轮中央的统一部署已经出台了社保降费措施,其中多以下调失业险、工伤险、生育险为主,以降低企业成本为主要目标。

一些地方率先开始降低社保缴费率的做法值得肯定。相信紧随其后,一定会陆续有省市跟进。开弓没有回头箭,降低企业和个人社保费率的社会舆论大环境正在形成。

不过,从已经降费的省市看,多为失业、工伤、生育保险,都属小险种。无论从减负的力度,还是从与国际平均缴费水平对比的角度看,都有进一步降低的空间。

首先要对社保缴费率降低有一个充分认识,从而增强决策层的紧迫感和主动性。曾记得国务院副总理马凯就社保缴费问题在接受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题询问时表示,目前养老保险缴费水平偏高,“五险一金”已占到工资总额的40%至50%。

比较一下国外,美国目前的养老保险费率为12.4%,其中雇员和雇主分别为6.2%,金融危机爆发期间,美国还曾一度降低社会保险的费率。而目前中国的社保缴费率为40%,其中养老保险费率达到28%。需要注意的是,美国职工平均收入是中国的8～10倍。

目前发达国家所确定的基本养老保险企业缴费费率一般为10%,国际警戒线为20%。所谓警戒线是指超过这个数值就会发生其他严重问题,直接问题是缴费者的企业、职工负担过重,影响到企业生产与百姓生活消费,进而影响到整个经济的持续发展。据测算,企业的社保缴费比例过高,负担过重,影响了国内多数中小微企业的发展,也制约了工人的薪酬增长,进而制约了提振内需、启动消费。

在经济增速较快,企业发展良好的环境下,社保缴费过高或许问题表现得不那么尖锐。但在目前全球经济特别是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情况下,社保缴费过高的负担愈发凸显。

从职工的角度来讲,如果每月的薪水扣除社保缴费后只剩六成,必然严重制约消费支出。而中国经济目前增速放缓正需消费拉动、内需提振。　

所以,无论从减轻企业和职工负担的微观层面看,还是从经济增速放缓的宏观层面看,进一步降低企业和职工社保缴费率都很有必要。

从已经启动社保降费的几个省市的情况看,力度似乎还可再加大一些。不妨从以下几个方面继续努力:首先,“五险一金”的总缴费率应该有所下降。其次,应该重点降低养老金与医保保险费率。这两项费率最高,企业养老金缴费率为20%,个人为8%,占了“五险一金”总费率的大头,降低空间较大。再次,在降低企业缴费率的同时,进一步降低个人缴费率,减轻职工缴费负担。

最后,从统筹全局的角度上看,不妨出台一个指导性降低费率标准或总费率不高于多少的标准。一方面指导全国的降费工作,不至于出现各地差距悬殊的情况；另一方面为社保基金全国统筹打下基础。

从上海市政府获悉，上海进一步降低该市部分职工社会保险的费率水平。此次调整共涉及养老、医疗和失业保险三个险种，总体费率下降2.5个百分点。（3月22日《第一财经日报》）

社保降费其实是始自去年的“大势所趋”，仅在2015年上半年，国务院就分两次降低企业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的缴费水平。一来自然是因为客观存在的“缴费率过高”情况，无论是收入与支出的横向比较还是国际间的纵向比较，这都是抹不掉的现实；二来则是为了给不堪其重的微小企业减负。

对企业来说，社保降费无疑是看得见的利好，这直接降低了企业成本，自然有利于企业再发展。但是应该看到，社保是作为社会公共福利的存在，它的着眼点，显然不在于降低企业的成本，而是建构相对公平、合理的社保费率。

从现行养老金发放方式来说，企业缴费水平的降低，必然意味着统筹账户钱的减少。即便真的能做到不影响待遇水平，但至少会影响待遇水平的整体变好。李克强总理在日前的记者招待会上描述：既要让企业多减轻一点负担，也要让职工多拿一点现金。降低企业的缴费水平，通过做减法减轻了企业的负担，而如何“让职工多拿一点现金”，则需要在做减法的基础上再做加法。

正如此前财政部部长楼继伟所说，应拓宽基金的筹集渠道，增强基金自身的收支平衡能力；应逐步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应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最根本的，当然是提高普通职工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劳动报酬，确保社会保险的安全网更大范围覆盖。

【当政府开始以降低社保缴费的措施来为企业减负时，必须把握好一个原则，这就是社保缴费可降，但社会保障水平不能降低。】

一轮降低社保缴费的大幕正在拉开。日前，上海市政府发布消息，决定下调养老、医疗和失业三个险种共计2.5%的单位缴费率，预计全市可在今年为企业减负135亿元。至此，国内已有7个省市出台了下调社保缴费的措施。

适当降低社保缴费，是在经济增速放缓、企业运行困难的背景下，为减轻企业负担作出的一项决策。“五险一金”是上世纪90年代我国劳动制度改革后由国家规定的一项社会保障制度，20多年来，这一制度日趋完善，但企业和职工也为此付出了很大代价，全国社保缴费率的平均水平接近40%。在经济上升时期，这方面的矛盾还不是很突出，当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时，矛盾便显现出来。适当降低“五险一金”，正是考虑了目前社会经济运行实际困难的一个务实措施。

但是，当政府开始以降低社保缴费的措施来为企业减负时，必须把握好一个原则，这就是社保缴费可降，但社会保障水平不能降低。目前，我国很多城市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养老等社会保障的支出越来越大，由于前期缴费的不足，特别是养老金省级统筹账户的局限，一些省份开始面临社保金入不敷出的问题。降低社保缴费，会使这部分地区社保基金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这就需要政府作出统筹考虑，降低社保缴费的步子不宜迈得太大，可以分阶段实施，像上海对养老、医疗和失业保险金的降幅分别为1%、1%和0.5%，就不至于对社保基金的缴存产生大的影响。

政府负有向民众提供社会保障的兜底责任，降低社保缴费，意味着政府必须承担更重的兜底责任。因此，降低社保缴费与加大财政对社保的支持要统筹考虑。在3月16日全国“两会”闭幕后举行的记者会上，李克强总理对这两方面都作了阐述，一方面提出在国家规定的框架下，各地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阶段性地、适当地下调“五险一金”的缴存比例;另一方面，中国现在实施的是养老金省级统筹，省级政府有责任、也有能力通过多方筹集资金，来保证养老金的发放，确实有突出困难的，只要地方政府尽力了，中央政府是会给予补助的。总理这番话为降低社保缴费解除了后顾之忧。而随着养老保险体系改革的推进，在全民参保、社保账户全国统筹、渐进式延迟退休等改革措施落实以后，国家在社会保障方面的能力也将进一步增强。

如果只是下调生育、工伤、失业三个小险种的费率，对企业减负和职工增收作用十分有限。真要实施企业减负和职工增收，就该从下调养老、医疗两个大险种的费率着手，并且不能把降费的成本转嫁给企退人员。

上海市昨天宣布，下调单位替职工缴纳的养老、医疗、失业等三项保险费率，其中养老费率和医疗费率各下调1%，失业费率下调0.5%，三项合计下调费率幅度为2.5%。经事先测算，此次费率下调后，全年可为各类企业减负135亿元。

经去年各地相继小幅下调生育、工伤、失业保险费率后，全国“五险一金”总费率微降至职工工资的39.25%。此次上海三项保险费率下调后，由企业与职工共同缴纳的社保总费率仍占到职工工资的43%，占比在全国各省区中最为“吓人”。

此前，广东、云南、贵州等六省已就社保降费率出台方案，六省下调的费率都集中于原本占比较低的生育、工伤、失业等三个小险种领域，对费率占比大头的养老、医疗两个大险种，则采取了绕道走的态度。

社保制度大多数国家都有，类似的“五险一金”外国也得缴，但收缴比例高达职工工资的39.25%，则十分罕见。有鉴于企业社保负担实在太重，在经济不景气的当下，已将不少企业压垮，若再不适度下调企业社保负担，还将有更多企业歇业关张，下调企业社保费率，终被纳入今年供给侧改革五大任务之“降成本”范畴。

李克强总理在今年全国人大会议记者会上表示，我国社会保障基金是充裕的，在国家统一规定的框架下，可以给地方更多的自主权，让各地根据实际情况，阶段性适当下调“五险一金”的缴存比例，总的来说，就是让企业多减轻一点负担，让职工多拿一点现金。至此，全国已有上海、广东等七省市宣布下调企业社保费率。客观地说，七省市动作均不慢，但若论下调费率的“含金量”，离李克强总理要求的“让企业多减轻一点负担”还有不小的差距。

这些年，所谓社保基金“入不敷出”的问题一直被媒体紧盯。2014年，国内有两个省年社保缴费总收入抵不过年总支出，形成了当期支付亏空。去年，当期支付亏空的省份扩大至七个。一些媒体抓其一点不及其余，将当期支付亏空渲染成了整体性入不敷出，引发舆论过度紧张与不安。实际上，七省当期支付亏空不假，却尚有历史结余可用，就算结余也被亏空吃光，中央也承诺会予以补贴。至于全国算总账，就算社保基金一分都收不上来，目前的结余也可使用17个月。以全国一盘棋作考量，社保基金年年呈现为收入大于支出，结余盘子在持续扩大中。截至去年末，全国五险结余总量已达近6万亿元的规模，“社会保障基金是充裕的”所言不虚。

然而，尽管社会保障基金是充裕的，李克强总理又强调要阶段性适当下调“五险一金”的缴存比例，而在实际操作层面，一些职能部门似乎搞起了“拆东墙补西墙”的动作，将每年增加企退职工养老金的比例，从连续11年每年递增10%，悄然下调至今年的6.5%，以此总支出的“结余”，悄悄弥补下调企业社保费率带来的总收入减少。

到去年，经过连续11年递增，全国企业退休人员平均养老金达到每月2200元，今年企退人员养老金若能继续上调10%，人均每月可涨220元。现在改为只上调6.5%，人均每月只涨143元，人均遭缩水77元，年人均实际缩水达924元。去年末全国有企退人员8000万人，仅以上缩水一项，全国即可“抠”出养老金支付总额739.2亿元来。从企退人员嘴里“抠”出这笔钱，对维护养老金总盘子的收支平衡，作用着实很有限，可对于8000万企退人员，却是实打实的切身利益。

如果各省下调社会保险费率，都只在下调三个小险种费率上做文章，对企业减负和职工增收作用十分有限。真要实施企业减负和职工增收，就该从下调养老、医疗两个大险种的费率着手，并且不能把降费的成本转嫁给企退人员，不能让企退人员的利益受到损害。

本报特约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