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挂职锻炼，我们大半会想起从上而下的挂职，也就是说，上级机关派需要锻炼的人到基层担任某种职务。这些年，“挂职”出现了“倒挂”现象——向上挂职。

广东佛山市委组织部最近就安排了一个别具一格的“倒挂”：从100个报名者中挑选48名青年民营企业家，分派到36家国企挂职。安排这种“倒挂”的理由是，“富二代”接班意识不太强烈，普遍存在信仰缺失、使命感弱、移民倾向强等问题，如不加强教育，资本与人才极易流失到国外，难以企望他们担当起重要的社会责任。（见昨日新快报相关报道）

国企过去留给人们的印象是，他们是资源的垄断者，职工收入与绩效脱钩，基本上是旱涝保收；他们缺乏竞争和服务意识，缺乏灵活性。而民企恰恰相反，他们大都白手起家，无爹娘可拼，企业的点点滴滴都与老板有关，不能有半点的疏忽大意，因此要赢得竞争，就必须靠良好的产品和服务。

但这种描述可能更符合“国一代”和“富一代”。到了“国二代”，由于有了竞争，服务也开始有了改善。可是一些“富二代”则相反，他们的爹妈大都把时间和精神投入到创业守业之中，顾不上教育培养子女。这样的“富二代”在父母营造的安乐窝里舒适地成长，失去了打拼精神和竞争能力。这就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富人的子女早享受”、“父强子女弱，父弱子女强”的道理。

现在“国企一代”老总的收入也大多能撑起富人的称号，他们的子女同样是“富二代”，而父辈的奋斗传统还比不上民企“富一代”深厚，难道“国二代”就一定比民企“富二代”更有出息？显然，没有任何调查可以支撑这个结论。

如今的一些国企在管理和服务上尽管有所改进，但只是在时间纵轴上的提升，与民企横向相比，国企在概率上仍然是输家。我们作为消费者，完全能从国企与民企的服务中感受到这一点。

国企不是西点军校，为什么要安排民企的“富二代”到国企单向挂职锻炼？这种锻炼会不会收到反效？信仰缺失、使命感弱、移民倾向强等难道只是民企“富二代”的特征？

我们知道，在排名靠前的世界著名企业中，绝大多数都是私人企业而非“国企”，如果说我们的一些家族企业管理落后，那只是个人问题，并非民企的必然问题，就像良好的国企不具普泛标本意义一样。

“富二代”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坐享其成的“靠爹”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国企不是最佳的锻炼场所。更好的锻炼是让他们到贫困地区体验艰苦生活，让他们知道父母曾经也有过这样的生活，是他们的艰苦打拼才有了今天的富有，而这种富有很容易被坐吃山空。

然而，我们如今对“富二代”的关心似乎过了头。几年前，江苏曾安排千名“富二代”到党校培训，浙江也曾开过“富二代”培训学校……比起“富二代”，“穷二代”更需要我们的关心：穷困地区子女的上学问题，留守子女的教育与保护问题等等，都是影响现在与未来的急迫问题。哪怕是关心民企，他们也更需要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更需要法律和政策的保护，而不是成为谁都可以随便揉捏的软柿子，谁都可以过境拔毛的孤飞雁。至于外流的真正人才，“富二代”也显然不是主流。（作者是本报首席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