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大学行政化的声音一直十分响亮。大学和社会的改革，也需要更多人勇敢地站出来，用有建设性的声音和行动推动它进步。

南开大学长江学者李卫东教授，因为对学校要求博士生必须发表论文才能毕业的制度不满，扣留着与学生合作的论文，不予发表。此举导致其门下多名博士生拖延良久不能毕业，以至于影响学术前途。

高校将毕业与论文挂钩的规定，一直都有声音表示不满，李教授并非第一个。但是，老师觉得制度不合理，大可以停招博士生，像著名画家陈丹青，因为不满相关的招生、培养制度，毅然从清华大学辞职；中科大原校长朱清时院士，干脆就自己组建一所明言“不颁发文凭”的大学。既然招了博士生，又用学生的前途作为“武器”来“抗争”，就显得不那么厚道了。至少，从抗争方式上讲，陈丹青的做法比起李教授的行为，显得更为积极和主动。

当然，我们不能苛责李教授太多，因为事件的源头，正是受人诟病的博士培养制度。发达国家大学采用的极具权威性的“同行评议制度”，在我国却必须让位于论文数量、发表级别。何止是博士，在大学扩招的今天，大量硕士、博士、中青年教师，为了毕业、评职称，必须发表相当数量和级别的论文。这也就造成我国论文数量全球第一，论文引用率等质量指标却排在一百名之外的尴尬局面。钱钟书先生说：“大抵学问乃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热热闹闹的论文数量，凸显出中国学界缺乏“素心人”的事实。

以量化的论文来衡量学生乃至衡量教师的水准，亦是中国大学行政化弊端的体现。行政部门掌握着分配学术资金等重要资源的权力，需要对学术水准进行评估。这是世界通行的惯例。但是，我国的不少行政部门既缺乏对学术的尊崇之心、衡量学生和教师的能力，又不能信任同行评议等学界标准，于是采取量化的手段来进行评判。学术领域的行政体系能量无边而又自成一体，学者无力抗衡、无从置喙。

学术界不能进行自我评判，需要服从于行政部门的命令和要求，这离陈寅恪先生所言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相去太远。不独立自由的学术，缺乏进行自身优胜劣汰的能力。学术无尊严则学者无尊严。众所周知，大学既是教书育人、传承人文精神的地方，也是社会创新思想、创造性发明发现的源头。可以说，大学的弊病，既是社会时代弊病的体现，也加剧了社会和时代的问题。这也是社会大众关心大学问题的根源所在。

想要学术独立，其实很简单，那就是让学术的归学术，行政的归行政。学术共同体能够依照学术规范、科学规律来做好研究，评议同行的成果，颁发相应的学位和荣誉；行政部门则做好辅助性的工作和服务。这是最合理、最自然的状况，却成了当今大学的奢侈理想。

从大众媒体到普通大学教师再到院士，解决大学行政化的声音一直十分响亮。但是，多年来沉积的惰性，行政力量的强势，加上既得利益者的阻挠，使得大学改革举步维艰，也令每一位敢于站出来发出不同声音的学者都显得十分珍贵。不过，我们更推崇陈丹青的胆识和朱清时的积极进取，不敢苟同李卫东教授的消极做法。

大学和社会的改革，也需要更多人勇敢地站出来，用有建设性的声音和行动推动它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