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追求社会公共利益，却不伤及自己的利益，反以牺牲他人的利益为代价。这显然是一种扭曲的价值逻辑。以伤害公正的方式求取的公正，并不是我们所需要的公正，反而会走向公正的对立面。

长江学者、南开大学化学教授李卫东指导的十几位博士生，尽管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却因没有发表论文而无法正常拿到学位。然而，没发表论文的直接原因却是这位导师压着自己学生的成果不投稿。这样做当然不是私心，而是为了表示对一项制度的“逆反”。这项制度就是将博士学位与发表论文挂钩。对此，李卫东说，“需要改变的不是我，而是这个制度本身。”

的确，将学位授予与论文发表绑定的规则，在学术界已招致不少反对的声音。有人甚至形容这是用发表论文“绑架”学位。这一制度在实践中也的确产生不少恶果，比如相互攀比，一些垃圾论文层出不穷，甚至学术刊物买卖版面，等等。制度对学术创新没有助益，反而成为障碍，很值得反思。然而，作为导师的李卫东是否有权力这么做？制度需要改变，但李卫东不需要改变了吗？

推动制度改变，是一个正确的目标价值，但是李卫东却选择了一个错误的手段与方式，把学生的利益作为代价牺牲掉了。说白了，这是用错误的办法达到正确的目的，这种价值法则是不正当的，是应当摈弃的。这和“刻章救妻”的错误性质其实是一样的，为了救妻，通过伪造医院公章以免费透析。救妻的价值正确，但伪造公章骗费的手段却是违法，是会受到法律的惩罚的。

从利益考量上看，李卫东的做法显然存在错位。如果我们把抵制发论文以求得制度公正看作是社会利益、公共利益的话，那么学生发表论文涉及的就是学生利益。李卫东为追求社会公共利益，权衡和选择的砝码却是学生的利益，而不是自己的利益。换句话说，为追求社会公共利益，却不伤及自己的利益，反以牺牲他人的利益为代价。这显然是一种扭曲的价值逻辑。

按照这样的逻辑推演下去，社会就可能失去基本的秩序。比如，我为了大伙儿的利益，就可以牺牲掉你的利益。为了所有人的利益，我可以放弃掉部分人的利益。为了社会的进步，我就必须让一部分人去流血牺牲。这个“我”的权力也太大了，大到可以大慷他人之慨，大到可以任意牺牲掉其他人的利益，甚至可以草菅人命。如此进行下去，往往就会变成，人们一边在追求公正，却一边在伤害公正。说到底，以伤害公正的方式求取的公正，并不是我们所需要的公正，反而会走向公正的对立面。

的确，在我们的社会中，常常不得不面对公与私、整体与部分、集体与个体的利益考量。但考量的主体必须是利益主体，如果是无涉的第三方，这种考量就会失去意义，而变成一种僭越，甚至伤害。而最终作出的选择，也必须是利益主体自己的考量。用百姓的俗语说，自己的事情自己作主，不能由他人作主。

对于李卫东来说，他逆反论文与学位捆绑的制度，想与之抗争，完全可以征求学生的意见。学生若不同意，完全可以去说服。如果不发论文是在学生同意下的抉择，那么，李卫东和他的学生就是值得称道的“斗士”。相反，正如当事学生所说“即便是捍卫个人自由，也不要牺牲我们的利益”，不征求学生意见，直接替学生作出选择，把学生的利益牺牲掉，只会让人联想到专制、霸道的字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