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5日零时起，浙江义乌实行公立医院改革试点，药品零差率销售。该类医院的普通挂号费从原先3～4元，涨到10元。卫生局回应称，此次调整包括挂号费在内的服务费上调，但降低药价，患者实际负担减轻了。对此，有多篇评论对此提出质疑。有人提出,医改不能从以药养医变以费养医。（5月30日《珠江晚报》等报道）

在多地，医生挂号费、诊疗费、手术费在悄涨，是本轮医改的一个新变化。不久前有消息称，在某城市，即将建立医事服务费，最高可收取60元。问题恐怕在于，挂号费涨了几元，和以前究竟有什么不同？这是关键。如果这个问题说不清楚，普通民众对这样的涨价想不产生抵触心理，才是咄咄怪事。上轮医改，政府无比热衷于降药价，发改委总计发出过29份“降价令”。按理说，降价政策受到拥护才对。但现实却并非如此，因为利益链未得到梳理顺通，政策若如纸上馅饼，公众用药负担未得到实质性的减轻。在这种坚硬的现实面前，即使官员再卖力宣传，还是得不到认可。

医改围着数字打转，是长久以来形成的一个怪现象。以抗生素为例，为了遏制抗生素滥用，卫生部门出台了据称是“史上最严”的监管政令。按照新的管理法规，三级医院抗生素种类原则上不得超过50种，二级原则上不得超过35种，口腔医院抗菌药物品种原则不超过35种，肿瘤医院少于35种，儿童医院不到50种。其次，综合医院住院患者抗菌药物使用率要不超过60%，门诊患者抗菌药物处方比例不超过20% ,急诊患者抗菌药物处方比例不超过40%。

定出这样的数字比例，恐怕是在向发达国家地区学习。因为在国际上，别人的抗生素用药比例是这个水平，所以我们就向这种标准靠齐。同样，为什么又是提高诊疗费，压缩用药比例？恐怕还是出于一样的原因。但如果单单只是复制表面的数字，现实意义究竟有多大？在这点上，它是值得怀疑的。

归根到底，诊疗费偏低问题其实归咎于医生劳动价值得不到承认与尊重。一条活的生命，可以为一个社会创造惊人的财富。医生在挽救一个个病人的同时，其实也在间接的创造着惊人的社会财富。但是，为什么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医生们却所得不多？

再讲个笑话，一个主人，分别养了一个司机，一个掌柜，一个医生，他们的工资应该怎么来定？按照常识，原本掌握主人生命健康的医生应该拿最高的工资。但最后的结果却是，医生拿了最低廉的薪水。因为，员工的工资是由管理钱财的掌柜来定的，而不是由主人来定的。

回到生活中来，即使挂号费涨到10元，医生的地位与待遇依然丝毫得不到多少改变，难道他们就因此可以摆脱以药养医，或者过度医疗养医的命运及角色？这才是要害所在。对医生们而言，如果没有身份与角色的转变，没有地位与权利的提高，劳动价值依然得不到承认，简单起伏的数字并不能带来什么新变化。而医患都不认可支持的改革，究竟能走多远？这是一个更大的问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