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6日、27日，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中心联合在京召开“促进《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废旧立新学术研讨会”。媒体称此次研讨会为“法学界峰会”，而其背景，则是新拆迁条例《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草案)》自今年1月征求意见以来，至今没有下文；而地方政府则争先恐后、争分夺秒加紧拆迁，惟恐错过旧体制的“最后一班车”。

此次“峰会”，能否让新拆迁条例在经过山重水复之后从此柳暗花明？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宪法学会副会长张千帆教授就此问题接受了青年时报的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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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福珍没能成为孙志刚

青年时报：这次有关新拆迁条例的研讨会，可谓群贤毕至。因此有一种说法，在新拆迁条例久拖不决这一背景下，法学家们要通过学术研讨这样一种特别的方式表明某种态度，期待能对立法机关有所促动。是不是法学家们认为，这个新条例的通过，已经时不我待？

张千帆：提到这个新拆迁条例，就不能不提到2009年底发生的唐福珍自焚事件。正是这起事件，直接促发了国务院法制办迅速出台新条例的征求意见稿。当时舆论因此把唐福珍与孙志刚相提并论，孙志刚之死让收容遣送制度寿终正寝，人们期待唐福珍之死也能发挥同样的意义。

但事实上二者是难以相提并论的，收容制度的废除距孙志刚之死不过三个多月的时间，可谓雷厉风行，而新拆迁条例呢？半年多过去至今仍停留于“草案”阶段，而且草案修改进程“密不透风”，难免让外界怀疑是否已在地方政府压力下偃旗息鼓。然而，地方政府的征地拆迁可是一点也没有“偃旗息鼓”；恰好相反，新条例随时出台的可能性犹如一柄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令各地政府争先恐后、争分夺秒加紧拆迁，惟恐错过旧体制的“最后一班车”。所以新条例的通过很急迫，一日不通过，这种最后的疯狂还会继续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