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末，盘点舆论监督的成果颇令人欣喜：春运票价上浮问题在舆论的声讨中得到解决，厦门PX项目经媒体关注后被紧急叫停，洪洞黑砖窑被媒体揭批从而大批现代“包身工”获救……

    然而，也仍有些舆论关注的焦点至今没有下文：“警察枪击教授事件”在发生之初媒体集中报道后，时隔近两月的年底却依然没有公布处理结果；“华南虎照片事件”目前仍让人一头雾水……

    现代社会，媒体被看作继立法、行政、司法之后的第四种权力。舆论监督当然也被“民主学者”及广大群众寄予厚望。舆论监督的广度和深度被看作一个国家政治民主程度的重要标志。近五年来，中国媒体也逐渐开始享受到“无冕之王”的尊崇，媒体舆论监督关注社会热点的自由度和积极性空前提高。

    然而，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却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缺乏监督传统的国家不得不思考的问题。目前，中国舆论监督状况可作如下概括：先是某一媒体（几家媒体）率先披露某事件，接着众多媒体跟进报道，同时会有一批评论“集中炮火攻击”（当然，这些评论态度可能一边倒，也可能分成两派而打得不可开交，或者是穿插一中间派而三派并立），接着是一些评论员或专家级人物对舆论监督本身进行反思，诸如“舆论岂能棒杀”、“舆论暴力”、“舆论群殴”云云，至此，监督之声渐弱，直至销声匿迹。鲜有媒体追问事件的处理结果到底如何，媒体的关注点又成为继续捕捉新的热点或加入对新热点“密集”报道。相关方面往往是在媒体关注时说着一套，媒体关注度降温时做着另一套。如此循环，俨然如流水帐一般，监督效果可想而知。

    那么，媒体监督看似一派欣欣向荣，但实际监督效果不佳的症结到底在哪里？这不能不说是媒体舆论监督的价值定位问题。事实上，媒体监督的价值定位本不应成为问题，因为监督制约公权力、揭批社会丑恶现象、维护群众利益应是媒体监督的题中应有之义。然而，在转型期的中国，浮躁、功利成为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公权机构职能定位不清晰、社会组织作用不明确。媒体在由“事业走向企业”的道路上，其功能定位也开始向经济利益一边倾斜，于是便催生了“纸馅包子”，便有了“洪金宝逝世”的假新闻，还有了煞有介事地“悼念一代功夫巨星”的评论。当“纸馅包子”被掰开后，当“死去的”洪金宝发表他依然健在的声明的时候，全国人民才算切实明白，在媒体关注民生、舆论监督的大旗下面，其实掩藏了更多“利益因素”，“眼球效应”成了媒体报道的指挥棒。

    和谐的“社会生态”需要健康而有效地媒体监督。健康而有效的媒体监督需要媒体监督功能定位的回归，即要以监督制约公权力、揭批社会丑恶现象、维护群众利益为宗旨。报道社会热点不只在乎其新闻效应，更关注问题的解决；关注热点不只“趁热、跟风”，更要“常回头看看”。(代福华)

（责编：李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