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印度精英担心印度崛起是一个西方制造的概念，它不现实地提高了人们对于印度经济增长以及国际义务的期望值。一位在总理府工作过的高级官员说，西方给印度贴上的新兴大国标签是“一根套住我们脖子的绞索”。

相比之下，中国的政治领袖和学者对围绕中国崛起的国际舆论给予了很多关注，中国的智库和媒体机构经常试图影响和回应这种讨论。

印度对自己被贴上新兴大国标签的不适应将会降低华盛顿与新德里结成伙伴关系的雄心壮志。尽管可以说服印度在其利益受到威胁的领域发挥国际作用，但是印度将不会对要求它承担更多全球责任的抽象呼吁作出积极响应。

政策缺乏长期规划总体上，印度的对外政策是由政府的三个机构合作制订的：总理府、由颇有势力的国家安全顾问领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及外交部。总理府被认为是终极的权力机构。不过，有一个因素对这三个部门都有影响：这三个部门的工作人员以及最高负责人都是由印度外交人员管理局派人担任的。

印度外交人员管理局的强势角色导致了一种十分个性化的决策过程。

由于该管理局的官员被视为印度的精英，并受过严格的训练，因此他们每个人都被认为有能力担当巨大的职权。

此外，该管理局严格的人员录用政策意味着人数很少的核心官员必须承担起很大的职责。除了顾问作用之外，他们在制订政策的时候也有很大回旋余地。这种自主权在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新德里很少围绕其远期外交目标进行集体思考，因为政府内部的战略规划大多是在个体层面上进行的。

印度的外交官员不仅拥有巨大的权力，他们还享有在近乎匿名的情况下做事的待遇。他们所作决定的最终责任归于主管的政治人物，即总理和外交部长。

他们必须玩弄争取人心的把戏，以便说服政治领导层接受他们的决定，从而形成一个由下而上的决策过程。印度前外长贾斯万特·辛格解释说：“如果外长拥有博得外交部官员尊重的技巧，那么他将能制订政策并予以实施。不然的话，制订政策的将会是那些公务员，而外长只是个傀儡。”

这种自上而下指令的缺失意味着长期规划几乎是不可能的。我采访过的许多官员都证实，印度并不针对重大战略编制内部文件或白皮书。此外，新获任命的大使只能得到非常宽泛的指导原则，而且几乎得不到关于其自身职责范围的背景资料，他们也不需要对自己的任期目标作出汇报。

眼光限于战术挑战还有其他因素也导致了长期规划的缺失。外交人员管理局严格的人员录用政策使新德里在外交舞台上人手不足，过度操劳的外交官员几乎没有时间或意愿进行战略思考。一位与国家安全顾问办公室有联系的大使告诉我说，“人们很难把重点放在长期战略上，因为他们要从事日常思考”。外交部和总理府的官员都形容他们的工作不是经常去灭火，就是被俗事缠住了手脚。他们也表达了对人手缺乏的担忧。此外，外交部内部两个本应负责制订长期战略的部门——政策、规划与研究司和公共外交司——被广泛认为缺乏影响力。

印度国内缺乏有影响力的智库，这一事实也强化了大战略思维在印度外交政策圈的缺席。外交人员管理局不仅人手短缺，而且其官员并不向外部机构寻求关于国家地位的深层次研究和分析。即使在印度的智库拥有退休外交官员和大使——他们经常可以接触到政府高级官员——的情况下，它们仍然不会被政府视为政策建议的有用来源。甚至对印度最著名的一些智库——包括拥有一流专家的政策研究中心和由国防部提供经费的国防分析研究所——来说，情况也是如此。

追求大国地位的国家通常不会把眼光局限于战术挑战，它们憧憬一个最大限度适应其自身利益的世界，并且致力于使这种展望成为现实。而新德里的问题是其外交政策机构还没有计划好这么做。印度无法制订出自上而下的长期战略，这意味着它无法系统地考虑自己国力日益上升的意义。只要这种情况仍然存在，印度就不能在全球事务中发挥很多人所期待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