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联合早报》14日发表题为《“中国梦”需要超越中国意识危机》的文章，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中国再次提出“中国梦”的概念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中国梦”是自近代以来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梦想。大清帝国急剧衰落，中国传统国家被帝国主义打败，中国人就萌生了建立一个民主富强的新国家的梦想。直到今天，这个梦想仍然是中国人追求变革和进步的巨大思想动力。但现实的因素似乎更为重要，“中国梦”这个概念的提出，就是要解决今天中国很多人对国家的前途、对自己的前途的信心危机。历史上，每一次“中国梦”的背后都是当时面临的信心危机，而信心危机的背后则是深刻的“中国意识危机”。很显然，要实现“中国梦”，首先就要克服“中国意识危机”。如果解决不了“中国意识危机”，“中国梦”就会无从谈起。

有危机，才会有梦想；有梦想，才会有进步的动力。今天中国所经历着的“中国意识危机”，实际上是自近代以来的第三波。清末到“五四运动”是第一波，改革开放后的上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是第二波。今天所经历着的“中国意识危机”和前面两波危机既有类似的地方，也有很大的区别。要克服今天的“中国意识危机”，人们可以回顾前面两波危机，看看当时这种危机是如何产生的，人们又是如何克服的。尽管今天的情况很不相同，但仍然可以学到很多经验教训。

深刻危机激发梦想

前面两波危机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主要是因为各种内外因素，导致一些人对国家和自己的前途深感忧虑，没有信心。“五四运动”时期就是这样一种情况。清末以来，各帝国主义力量不断深入中国，到“五四运动”时期，中国的政治和知识精英都深刻感受到了国家所面临的生存危机，同时也感觉不到中国有任何希望来拯救自己。早些时候，翻译《天演论》的严复曾悲叹道：“中国弄不好，有一天会被开除球籍。”尽管悲观主义在一些精英人物中间流行，但更多的人则被这种情况激发出“中国梦”来。不管今天如何评说“五四运动”，这场运动培养了一代爱国主义者，他们都为建设一个新国家而努力。这场运动拉开了日后中国各种政治势力实现各种版本的“中国梦”的序幕。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是“五四”爱国主义的产物。从政治发展角度看，“五四运动”的终点应当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这段很长的历史，表明了信心在克服“中国意识危机”过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深刻的危机激发出人们对未来的梦想。同时，尽管人们抱开放的心态，试图用各种进口的主义来拯救国家，但只有那些符合中国国情的主义，或者那些被“中国化”的主义(主要是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才生存下来，并转化成为主流社会意识。主流社会意识则是社会成员“中国梦”的意识构架。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再一次出现“中国意识”危机，那就是1980年代中期之后围绕着“中国会不会被开除球籍”的大讨论。这一次“球籍危机”是对毛泽东时代的“球籍危机”的反动。毛泽东在1956年曾说：“你有那么多人，那么大一块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毛泽东的“中国梦”显然是要建设一个富强中国，其指标就是赶超英美。因此，不久之后，毛泽东就发动了“大跃进”运动。毛泽东一直想用政治社会运动的方式，来推进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本身的规律则被忽视。当然，这也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错误。尽管毛泽东的激进政策也遇到了一些批评，但在短时间内建设一个富强的国家，是那一代人的集体“中国梦”。

三十年下来，中国演变成了一个典型的贫穷社会主义模式。当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开始的改革开放，使得中国人有机会了解外面世界发展的时候，“中国意识危机”再次出现。人们发现，且不说发达已久的欧美国家，即使中国的近邻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都已经在中国连年不断的政治运动过程中大大超越中国。日本是二战战败国，二战摧毁了日本，但到1980年代，日本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即使是广东的邻居香港也超越了上海，而上海在刚刚解放的时候远比香港繁荣。正是因为这种深刻的“中国意识危机”，促成了1980年代的理想主义，也就是那一代人的“中国梦”。《河殇》、“球籍危机”的讨论、政治改革的呼声等等，都是当时人们“中国梦”的反映。

但是，使得世界惊讶的是，中国很快就从这种深刻的危机之中走了出来。这个标志就是1992年初邓小平的“南方讲话”，和当年中共十四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概念的提出。这淘汰了1980年代很多过于理想的主义，而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在这个主流意识的引导下，中国获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同时，人们的“中国梦”也是在这个主流意识下展开的。如果人们不接受这个新的意识，就很难想象1992年之后中国高速度的发展。

今天，人们所面临的“中国意识危机”和前面两次有明显的不同，很多现象甚至很难理喻。1992年之后，中国取得了快速的增长，在短短的一段时间里，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已经跃升为世界第二，取代了日本。并且，当发达的西方仍然陷入深刻的经济危机的时候，中国仍然能够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再者，中国社会也越来越开放。但同时，中国社会对国家和个人前途的信心，也到了一个非常低的水平。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个非常矛盾的现象？至少有如下几个原因。

从国际环境来看，和前两次不同，第一次是国家的生存问题，第二次是国家的贫穷问题，但这次是国家的富强问题。在国家生存有危机和国家贫穷的情况下，人们的担忧和低信心可以理解，但为什么富强了之后还会这样？原因也很简单。对中国人来说，富强不仅仅意味着不受外国的欺负，也意味着能够得到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应当有的尊重。但尽管中国崛起了，对国际社会所做的贡献越来越大，却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并且，一个崛起中的中国，面临着越来越糟糕和严峻的国际和区域地缘政治环境。这使得很多中国人不高兴。近年来各种民族主义情绪就是这种“不高兴”现状的反应。非理性的“不高兴”，和缺失自信、妄自菲薄是同一件事情。